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化治理的价值证成——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化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化治理提供价值依据。风险社会时代的强流动、个体化社会结构和不确定性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的积聚,风险管理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核心内容。数字科技以其智能化、精准化优势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内在价值契合,一定程度上纾解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具体而言,数字科技通过在线沟通、在线组织和在线服务将物理流动转换为线上的虚拟流动,不仅以再造流动空间的方式满足人们需求,而且有效降低了因社会流动而导致的疫情扩散风险;智能物资调度平台、线上公益推动了资源聚合,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增强了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大数据技术为追踪病毒传播路径、定位感染源及实行精准化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正是因其解构公共卫生风险的价值,数字化成为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机制的基本方向。     

政商互动场景数字化的基本特征与实现路径——基于“亲清在线”平台的实践

政商互动场景数字化,本质是在"无接触"办公理念指导下,由新技术企业和地方政府联合打造一个在线平台,从而满足政商双方的高效互动需求。杭州"亲清在线"数字平台作为国内数字化改革的典型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但同时也存在着数字平台的实际功能与预期功能差距明显、政商互动过程中容易出现信任风险、地方政府难以走出"用户黏性陷阱"等问题。"亲清在线"平台启示我们:地方政府在推进政商互动场景数字化时要量力而行、统筹兼顾;要在努力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加强公共信用体系建设;最重要的是,数字平台必须要真正惠企便民。     

新时代“数字政府”改革的机理及趋向——基于广东的实践

"数字政府"改革意义重大且受到诸多因素影响,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务云平台的效能有待进一步强化;多主体参与"数字政府"改革的情况不佳;网络安全监管相对薄弱等。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是理念陈旧、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不足、相关法规不完善以及数据共享互动能力不足等多个方面。为此,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建立数字治理队伍,完善规章制度,强化多元参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措施法治化——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出发点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我国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免疫力"的检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全面防控过程中,凸显出缺乏法治思维、应急法律体系不协调、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三大方面的法治化不足问题。鉴于此,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树立和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应急法律体系完善、完善应急处置具体机制,构建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化应对框架。只有从思维到法律构架再到具体机制全面覆盖,才能依法、有序、有效防控疫情,推动突发公共卫生应对的法治化进程。     

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问题及对策——以5·16邻水县事件为例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是推动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但是在5·16邻水县事件中,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未遵循公众参与原则,公众表达诉求脱离了理性的轨道。5·16邻水县事件反映出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缺少公众参与、对话能力失衡、信息公开滞后。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重大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关系,提升公众对话能力;同时,面对不同的利益诉求,不能被舆论"挟持"。     

新时代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建设探析

新时代以来,统战部门积极推动海外统战工作数字化发展,工作中统战思维的数字化变革、统战机制的数字化重塑以及统战载体的数字化赋能等特点凸显。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建设在各个层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思想认知偏差和理论研究短板对海外统战“数智”思维的支撑有限;不平衡不充分工作机制与海外统战“数治”体系存在耦合矛盾;资源供给不足和功能设计短板限制海外统战数字平台的赋能效果。为更好地建设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需要加强以“数智”思维为蓝图的思想引领和理论研究,健全以“数治”体系为范式的协同性工作机制,完善以数字赋能为基点的一体化平台建设,从而推动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凝聚海内外爱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的本质探析

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跨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主义主要有三个特征:数字化营利、数字化剥削和数字资本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形式经历了从物质劳动到数字劳动的演变,数字劳动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一种新形式。数字劳动的本质,就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数字工人在数字平台上进行有酬劳动,生产数字产品和数据商品,其第一动力是谋生,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资本家实现了对数字工人、用户以及整个社会的三重剥削。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审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数字劳动,才能揭示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数字劳动的本质,才能使我们更为客观清醒地认识数字资本主义的弊端,规训资本对数字化技术的掌控,更为理性地看待数字化技术及其发展前景。     

我国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的制度完善和效能提升——基于法律修订与预案调整的并行策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指示要求,强化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需要从我国乃至全球在COVID-19疫情防控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推动法律修订与预案调整的并行实施。立法中应当以包裹立法的方式推动有关法律的系统性修订,地方立法也应紧跟国家立法进行动态调整;同时,通过程序性规则保证应急预案体系的并行调整和定期优化。     

民营经济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建议——学习领会“晋江经验”新启示

民营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与其工业化时代的历次转型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次跨体系的根本性转型。"晋江经验"对民营经济数字化转型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针对民营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基建、产业数字化水平、企业组织变革及其数字资产积累等制约因素,提出基于"晋江经验"的民营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诚信安全的数字基建体系,国企民企共生的产业数字化生态体系,特色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政府产业数字化治理水平,旨在助力民营经济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