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为什么成为老大难问题

近几年来,农民负担过重与农产品卖难,并列成为当今中国农村的两大难题。特别是农民负担问题,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并年年检查督促,但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已经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那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症结不在过高估计农民的富裕程度,而在于没有把农民的疾苦放在心上。有人认为,农民负担重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承受能力。不可否认,确有一部分人把发达地区农民的     

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中国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始终坚持工农联盟，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有关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光辉思想，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提高农民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党的十六大把"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城乡统筹的主体之一--农民,这个"三农"问题的核心,其具体处境直接规定、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地位问题,既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基本内容.这是由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社会基础重构视域下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探析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首要考虑的难题，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农村社会转型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政界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问题的研究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论述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地位，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本文试图通过追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继承者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以及他们在处理农民问题上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得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启示。一１．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问题的认识。马克思没有把农民看作革命的动力，他只是把农民看作革命的配角，充其量是同盟军的位置，其“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意识问题

谈到农民意识问题，人们往往将其与贫穷、落后、封闭、保守以及愚昧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公平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占绝大多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在农业大国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农民意识与农民的思想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在弘扬传统美德的同时，不能把优良的东西取走而把糟粕称为农民意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弘扬农民意识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通过教育树立一种新型的农民意识，真正实现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     

女性农民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青岛市为例

农民进城务工是中国从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进城打工的农民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农民工则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随着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一些惠及农民工的政策得到实施和落实。但在实践层面，女性农民工的维权仍然艰难。她们作为生理弱者，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加速期，比男性农民工在融入城市方面有更多的现实问题。因此，女性农民工的维权，不仅需要国家、企业对农民工群体担责的制度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氛围的打造，还需要社会性别视角的政策支持。     

村级治理需抓住三个关键

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重视农村，争取农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全面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掌握了领导权。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农村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再探讨

本文对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思路进行再探讨，认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是毛泽东探寻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出发点，他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设计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历史的先河。文章着重说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出立足农村，依靠农民，以农业为基础探索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在今天仍然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浅谈延边农民增收问题

农民收入问题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首要难题。本文强调需要正确认识延边农民收入问题,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积极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拓展农民增收的渠道。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调查研究报告

一、调查背景 农业、农村、农民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问题和战略性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首要位置,连续十年以"三农"为主题发布中央一号文件.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梁漱溟对农民问题认识之比较及其启示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梁漱溟对中国农民问题所进行的探索,给予我们深深的启迪。使我们可以以史为鉴,重视农民问题,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推向前进。     

当前我国公共政策问题形成机制创新

当前中国治理正处于结构变革、方式调整新时期，政府生态急剧变化。公共政策问题形成机制作为公共政策体制的起始部分，在公共政策体制改革中应承担首要创新任务。建构现代公共政策问题形成机制，不仅要明确判断其现代特征，更要革新和整合其构成要素，寻找适当的创新突破口。     

WTO框架下山东农民收人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

“三农”问题，农民是核心；农民问题，增收为首要。加入WTO，对我省农业和农民增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农民增收是一个涉及全面的问题，要有新思路。山东农民收入增长经历了四个阶段。收入增长动力不足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文章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WTO框架下山东农民增收的对策。     

农民问题──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

农民问题──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王修智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事关全局，事关长远。有人或许认为，革命战争年代早已过去，农民问题不那么重要了；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民问题不那么紧迫了；计划经济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农...     

中国知识分子:一个特殊问题及其消解

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 ,作为政策的对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群体 ,是由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其实质 ,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近代科技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 ,作为革命和建设基本力量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知识分子问题得以解决 ,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渐入佳境。而且 ,随着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随着工农群众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知识分子”这个本来是作为政策对象而存在的“阶层”将会消亡 ,知识分子问题最终消解。     

关于中国外交学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建设当代中国外交学要以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为理论基础，新中国外交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和思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外交家对当今时代特征，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国外交的纲领、路线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中国外交风格和艺术丰富了外交学的内涵。     

邓小平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视角及历史启示

将“三农”问题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之中通盘考虑,而不是就“三农”论“三农”,这是邓小平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视角。在此视角下,邓小平把稳定农村、发展农业、富裕农民作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三个总抓手。邓小平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主要有:必须以人为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改革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分析及建议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的规模呈现史无前例的扩张态势,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各项城市建设和各类工业项目逐次展开。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的迅速扩张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放大造成了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一大批农民失去了自古以来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由于中国现行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没有惠及农民(或者说对农民的保障意义不大,土地保障仍然是农民的最大保障),所以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也是最后保障的农民,正在成为务农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乡村问题如何“惊扰”了中国社会科学——以社会学、人类学与乡村问题之间互动关系为例的分析

乡村现实问题和有关乡村研究的理论问题，共同组成了吸引学者们关注、思考乡村社会的基本动因。学者们要么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而参与到对乡村的研究之中，要么由于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块“巨大的存在”而使诸门社会科学理论与思考不得不将之纳入考察范围。这些“问题”对有着自身边界的社会科学具体学科而言无疑是一种“惊扰”，这种“惊扰”既表明了中国社会科学诸门学科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尴尬处境，也表明了包括乡村问题在内的中国社会实践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诸门学科的需求和期待，期待它们呼应并解答这些问题。因而考察乡村问题与一些社会科学具体学科之间的互动或“纠结”关系，分析乡村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这些“惊扰”，可使我们对中国学术的当下使命有更加具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