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以四川成都和山东济宁为例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的趋势,对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出了挑战。2009年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提出正是作为推动这一发展的主要途径。目前,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尚处于试验示范阶段,在各地社区建设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如何处理新型社区与村民自治、双层经营体制之间关系的两大问题,成都和济宁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但改革仍面临体制困境和自组织程度低的问题。而此次乡村社会的变革能否全面顺利推进,还需要国家在法律层面对农村新型社区进行清晰定位,理清它与农村原有基本制度的关系,以切实保障村民权利。     

村民自治：误区与修正

作为村民自治典型代表的村民委员会在现实中担当了村级政府的角色，负责管理所有农村社会事务，但目前农村实际上存有表现形态多样的村民组织，各村民组织设立目的差异必然致使其承担管理相关农村社会事务的职能，所以，实务中赋予村民委员会全面管理农村所有事务的村级政府模式与农村社会现实不符，应通过由各村民组织全体成员管理各自事务模式予以践行村民自治，以村民委员会为对象研究村民自治也就无法有力地解决村民自治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症结。加之，借鉴城市社区建设经验而进行的农村社区试点建设中出现了农村社区职能与村民委员会职能一定程度上相互重复的现象，如此，就必须在废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基础上，再准确定位践行村民自治的各村民组织适用的法律。需注意的是，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的改制以及跨城乡的社会组织的出现，作为城乡二元分离产物的村民自治必将成为历史。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乡村关系——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视角

村民自治是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分析国家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在村民自治中的博弈,区分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可以为当下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治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本文以权力分析为线索,深刻探讨了村民自治下的乡村关系,指出制度设计上与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构建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从村民自治的发展困境谈乡村治理

自1987年国家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来，我国的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但体现了广的农民的利益需求，保持了农村的稳定，而且极大的推动了农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今的农村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作为人民公社替代制度的村民自治面对当前农村的一些新的问题，显示出了很多的无力，村民自治的发展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新时期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了怎样的困境？现阶段乡村治理的走向？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一简单的探讨。     

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在乡村政治中的博弈

在国家行政化高度整合机制发生裂解和转换之后,村民在农村社会生活中重新借重血缘群体的力量,家族在村落成员的各个层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虽然村民自治是一种政府体制安排,但这种政治形态根植于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也受到了农村经济制度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结构的制约和影响。因而我国乡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的博弈,在两者的博弈过程中,既可能产生冲突与紧张,又可能相互制衡甚至达成均衡。     

江西村落社区建设：欠发达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成功探索

江西是个欠发达省份,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都比较弱。然而,江西却率先在全国搞起了农村社区建设,成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块试验田”。江西把农村社区建设的落脚点放在了自然村落,这是富有创意的思路。通过几年的实践,江西摸索出了一个符合我国南方农村特点、又尤其符合江西农村特点的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模式,为新形势下我国农村的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刍见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资金流入农村,大批项目在农村展开,农村＂村官＂腐败现象也开始呈现愈演愈烈态势,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阶段农村大量滋生的＂村官＂腐败现象,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腐败,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完善、监督制度缺失和法律法规缺陷等制度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预防和治理新形势下的＂村官＂腐败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绝不应机械照搬反腐败的传统经验做法,而是要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际出发,以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以完善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机制为核心,以有效推进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重点,以制度法规体系建设为保障,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的新路子。     

略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历史上,行政权主导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政权垂直管理范围,构建起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即使是1980年代改革形成的“乡政村治”格局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模式。国家权力通过乡村基层政权继续严密控制村级治理,乡村社会没有获得预期的自治性。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演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大削弱。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要理顺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推进村民自治进程,建立各种类型的公益性农民组织,增强农民的组织性,从而创设实现善治的内外制度环境、政治前提、经济基础。     

从治理到善治：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方向

“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村治理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村逐步形成了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但是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并不能满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所以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被村民自治所取代，对农村的管理方式也由国家对农村的全面的控制逐步转移到政府和村民合作治理，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大进步。而治理只是体现了一个过程，善治才是治理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所以，善治无疑应该成为我国农村治理的发展目标。     

村规民约如何助推乡村治理?——基于功能演化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社会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需要推动村规民约在法治、自治、德治等具体领域的功能演化，以此复兴、重塑和优化村规民约，推动传统村规民约在当代社会的时代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种族群性文化象征符号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如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自治、传播价值观念等。村规民约通过强化耦合式演进机制、内源性塑造机制和均衡性治理机制，能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制度化实践、推动“三农”政策在基层自主落实、促进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动态协调。为了提高村规民约助推乡村治理的效能，应从整体规划、功能拓展和机制调试方面，完善村规民约制度顶层设计，构建发展型村规民约体系，以赋权推动多元参与格局的构建。     

论村民自治条件下的农村党建

十六大报告对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作了新的论述，为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和农村基层党建提供了理论指导。过去五年，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随着农村村民自治的稳步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面临着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思想和十六大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一、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面临的问题。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农村村民自治正是这一要求的产物。在村民自治迅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基层党建又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一）村民自治对农村基层…     

村民自治：处理好三重关系是关键

村民自治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从法律和国家政策层面普及到农村政治生活中,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是一种尚在成长中的新制度,要使农村接收和消化这一先进政治文明成果,将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转换为现实,还需要面临许多实际的问题。本文认为,促进村民自治的发育成熟,处理好村两委、乡村及村委和村民关系是关键。     

乡村振兴战略下有效实现村民自治的路径探究

村民自治作为基层秩序规范机制之一,深刻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一方面,村民自治的积极品质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乡土支持;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的消极陋习给乡村振兴战略带来内部阻碍。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村民自治必然要借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破解困境:破解自治化与行政化的冲突、程序与功效的缺陷、自我治理疲力难题。为此,要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路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主心骨作用,合理发挥政府作用,主动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充分利用发展窗口,充分发挥社会各界作用。     

乡村治理发展顶层设计:政策演变与前瞻——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回顾

以中央发布的20个"一号文件"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了"一号文件"有关乡村治理政策的演变轨迹与关注重点,主要包括村民自治制度完善与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乡村治理多元化推进、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等方面的内容。中国未来的乡村治理政策,应着力于进一步完善与乡村社会治理相关法律、加大财政支持、加强民主监督机制、继续创新多元化社会治理机制、挖掘乡村社会内部治理资源、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青年人才加入乡村社会治理等工作内容。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的现实路径

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在乡村治理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途径,对于坚持和加强村级党组织领导,保证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完善村级民主决策的法律机制,通过合法途径将村级党组织的意志上升为村庄的公共意志;全面贯彻落实党管干部原则,为坚持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健全村级党组织领导和支持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行使职权的体制机制。     

社区民主参与:任重道远--北京市区居民参与社区决策情况的调查与评析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大背景下 ,产生了村民自治和社区民主建设这两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村民自治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相比而言 ,社区自治制度建设的进程却较为缓慢。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居民参与社区决策情况的调查 ,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建议。     

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与村官政治

考察乡村政治的意义在于把握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其中的各种权力怎样治理乡村社会。经历革命、改造、改革和转型四次重大历史变迁的后乡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本性质已从"无为政治"转变为"村官政治",村官代理着国家权力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乡村政治转型并未出现由现代政治体系替代传统权力结构,而是表现为基层权威趋于官僚化,这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一种结果。村官政治糅合了国家治理和乡村自治,有机地将国家利益、基层精英利益和村民利益整合起来,在功能上向发展与施惠型政治转变,从而达到了乡村政治在总体上的良性运行状态。     

新时代中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乡村治理——基本目标、主要经验与对策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加大中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治理和农村贫困治理成为弥补生态文明建设和民生领域短板的重要举措,建立生态与民生相互促进并加快改善的机制成为中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关系逐渐由指导关系为主演变为合作关系为主,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村级治理体系逐步建立和健全,村民小组(自然村)的自治功能逐渐强化,村级集体经济开始发展壮大,村民主体性的激发机制逐步完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必须顺应这些变化并进一步提高其乡村治理绩效,以促进这些地区的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     

村民自治中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碰撞、融合与共生

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融合是构建村民自治的文化基础,传统乡村文化传承的断裂和遗失会阻碍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村民自治若脱离传统乡村文化土壤也将失去存活的环境。它们的碰撞提出了新的实践课题,它们的共生则促进了村民自治的创新发展。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融合共生体现在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中,这个过程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结构融合升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