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考量与经贸导向:改革开放初期联邦德国的对华政策(1978～1982)

改革开放初期,联邦德国与中国的接触迅速扩大,两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协商不断增多。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和美国是制约中德双边关系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但中德双方集中发展经贸交流,并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协商与合作。这使得双边关系得以克服这些外在的束缚,从而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以及联邦德国的联邦制度给中德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桥梁。同时,当时联邦德国驻华主要外交官员对有关问题的冷静思考也促进了德方对中国的理解。其中,经济因素对中德关系的影响显得越发重要。     

缓和的倒退?:1966-1968年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以1966年3月25日的"和平照会"为标志,联邦德国开始试图缓和与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同年12月大联合政府成立后,联邦德国进一步提出了"先天缺陷理论"并很快与罗马尼亚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它标志着基辛格-勃兰特政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都放弃了"哈尔斯坦主义".然而,由于顾及自身的根本利益,联邦德国在恢复同波兰、捷克斯...     

核出口管制政策的经济分析:以联邦德国与美国的比较为例

经济利益是决定国家核出口管制政策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核出口管制发生于国际贸易,而核电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特性,对于这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可以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理论及与之相关的战略贸易理论进行解释。当不同国家在核出口上存在竞争时,占有核市场较少的国家为扶持本国产业生存,弥补其竞争劣势,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获取垄断竞争带来的出口经济利益,往往会进行政府干预,从而造成其核出口管制政策比占有核市场较多的国家宽松。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联邦德国与美国核出口管制政策的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梦”与“欧洲梦”:新时期中欧关系研究

本文按照中欧"四大伙伴关系"框架梳理了十八大以来中欧关系的新发展,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通过民族国家一体化实现繁荣与安全的"欧洲梦"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进行分析,指出"中国梦"和"欧洲梦"在和平与发展目标上具有共同性,而这种"梦的融合"正是中欧关系未来按照"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发展的重要基础。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历史叙述与逻辑叙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不但"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富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强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是对党的奋斗历程的历史叙述,又是逻辑叙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是历史叙述,也是逻辑叙述,可以说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形象概括。     

“伙伴”意识与日本式民主主义

从日本人“伙伴”意识的角度分析了日本政治中的“派阀”、“世袭”和“学阀”现象，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日本的集团主义，特别是封建的宗派主义的表现。“派阀”是日本各个政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着重以自民党内的“派阀”为例，分析了它的现状和特点，也兼顾了民主党的派性并进行了分析；“世袭”也是日本政界普遍存在的“伙伴”意识的一种特殊反映，着重对其在选举中的作用和日本政界“世袭”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以出身大学相同而结成的“学阀”现象进行了分析。无论是政党政治中的“派阀”现象，各政党内存在的“世袭”现象，还是日本社会广泛存在的“学阀”现象，都是日本文化中“伙伴”意识的反映。它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在政治活动中以宗派主义的形式出现，却使小集团的利益高于政策的制定，甚至由此忽视了政治理念的实践。特别是它经常无视民意的结果，还反映了日本式民主主义的封建局限性。     

北伐期间日本的“满蒙观”与“九·一八”事变

北伐时期日本面对东北亦将被统一于中国中央政府之下的局势,出现了"满蒙放弃论"、"满蒙相对论"与"满蒙领有论"3种不同的政策主张。"满蒙放弃论"由于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重视中国全局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帝国主义,在近代日本对华政策史上留下了理智克己的一笔,但其力量有限未能成为主流。"满蒙相对论"虽也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并重视"经济扩张"手段,但却不能放弃帝国主义,最终沦为武力侵略者。"满蒙领有论"则奉行武力主义与强权主义,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爱国者治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党的二十大首次把“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对新时代新征程香港治理作出的战略部署。文章阐释了这一根本原则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认为从历史逻辑来看,“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底线;从理论逻辑来看,“爱国者治港”是坚守“一国两制”初心和使命的根本要求;从实践逻辑来看,“爱国者治港”是解决“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时代呼唤。这三个逻辑内在贯通,辩证统一,密不可分。     

“全球英国”:英国政府、反对党、智库和媒体的话语分析

本文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出发,对比考察英国官方话语、反对党话语、智库话语以及媒体话语中的"全球英国",以反映英国国内主要政治行为体对于官方打造的全球性行为体身份产生的不同反馈。英国政府官方话语建构的"全球英国"是一个具有积极开放理念和行动状态的全球性行为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守卫者、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捍卫者,并且拥有丰富的外交、防务、软实力资源践行这些身份。反对党(工党)话语建构的"全球英国"则是全球冲突的解决者、人权斗士,能够综合运用外交、防务和发展手段践行上述身份。智库话语建构的"全球英国"是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价值观的综合推动者、全球发展领导者、全球性战略设计者和政府改革者,并且能运用相应的防务、外交、发展、软实力资源实现这些身份。媒体话语建构的"全球英国"更像是政府自相矛盾的虚假宣传口号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缺乏资源实力进行实践。     

从“孤立”到“互联互通”:印度对缅甸外交演变

1988年至今,印度对缅甸外交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从"孤立"军政府到1993年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再到2012年印度总理访问缅甸期间确定的"互联互通"外交战略。本文在纵向梳理印缅外交关系变化历程的基础上,重点探析印度对缅甸外交政策演变的动因和特征。尽管"互联互通"外交有助于印度实现多重战略目标,但由于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政策的实施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政治极化与政治冲突的“变质”:当前美国政治困境及原因

美国“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反映出当今美国政治的极化困境。许多学者将美国政治极化的不断加强视作政治冲突加剧的表现,但忽略了政治冲突是具有不同性质且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政治冲突的“变质”,即良性政治冲突转变为恶性政治冲突。这种良性政治冲突来源于“宪政平衡机制”和“混合政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根植于深厚的“民情”和“共识”的社会文化基础。随着美国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情”和“共识”的衰落,政治上“积极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政治精英和大众选民中“温和派”影响力的减弱,导致不同群体间敌对程度的加剧和对话空间的消失,政治冲突的性质开始逐渐恶化,最终导致了当今美国政治极化的困境。     

中国战略文化与“镜子”思维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普遍被战争偏好与和平偏好的二元对立思维所限制。如何超越"战""和"偏好,诠释更为准确的中国战略文化?这是文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战略文化是特定社会背景下,战略主体在战略流程中长期稳定存在的思维模式。先秦诸子学说的群体对立性说明在中国文化身份形成之初,便同时出现了"战"与"和"两种系统性和重要性相当的战略思维。但是,这两种思维都未能在理论上系统而全面地压制对方,或在历史中持续而稳定地支配中国大战略。因此,它们只能被归为战略选项而非战略文化。通过抽象中国"战""和"思维的共同特征,文章认为,中国战略文化是一种由"兼顾实力和道德的战略资源积累","被动反应式的战略资源使用",以及"同质、适度的反应原则"构成的,呈现出"镜子"特征的思维模式。中国历史上与这一思维相符的大战略会因得到国内民众支持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而偏离这一思维方式的大战略,则会受到不同程度国内失序的惩罚。对西汉和北宋的历史观察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大战略与‘镜子’思维的相符程度"和"国内发展有序性和可持续性程度"之间的因果联系,并详细说明了"镜子"思维在历史中的操作细节。文章还对当代中国坚持"镜子"思维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印太”战略的南太平洋攻势:现状、动力与前景CSSCI

南太平洋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成为美日澳印“印太”战略的政策发力点。太平洋、东南亚和印度洋共同构成地缘意义上的“印太弧”。南太平洋与其他地区相比,在从“亚太”向“印太”的视域转换过程中,获得了战略地位的巨大提升。由于美日澳印四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天然优势,太平洋岛国成为各国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方向。对冲“一带一路”的影响力,是“印太”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美日澳印加强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将进一步加剧南太平洋地区的大国竞争,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太平洋岛国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面对“印太”战略的南太平洋攻势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太平洋岛国面临重大外交抉择。     

位势、威胁认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演进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欧非等不同地区建立了不同的联盟机制,组成了美国全球大战略中的联盟体系。随着国际社会“时”与“势”的重要转变,美国联盟体系不断演进并表现出不同特征。美国在不同地区联盟的设置诱因,它们在体系、结构、认知等层面的关联,以及如何影响“印太战略”的实践是文章的研究核心。文章从国际政治的权力动态转移出发,根据位势的强弱和威胁认知的高低,深入阐释了美国不同联盟机制的演变及影响。强位势优势及高威胁认知影响了同心多边机制及其变种的产生,强位势优势及低威胁认知则可能会催生出强多边机制及其变种,弱位势和低威胁认知下的结构关系较为松散,这些联盟机制均服务于建立、维护和拓展美国的全球霸权。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战略东移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逐渐升级,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也体现了“变”与“不变”,弱位势及高威胁认知,刺激了美式小多边机制的产生。文章对美国联盟体系演进的分析突出了行为体间及其内部的互动逻辑,拓展了无政府状态下研究国家战略的视角和维度,在回溯历史和研判当前国际局势的背景下,为管控当前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建立美式小多边开展“阵营化”对抗所带来的地区风险,提供了重要路径。     

“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俄罗斯的“2024议程”

在国际秩序构建问题上,伊肯伯里的"自由国际秩序"理论、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世界思想、基辛格的国际秩序演变观,是三种来自不同思想谱系、取向与功能各异、对国际秩序延续和转型有着各自思考的理论。虽然三种立场之间有时看似对立,存在着相互冲突与逆转的可能,但是不排除彼此接近、展开对话,乃至探寻共识的空间。从物理学意义上的外在结构,或简单引用历史先例,来寻找未来世界秩序演进的轨迹,显然已经不够。关注上述不同立场间的争议与各自在互动中的调整,研究各大国间很不相同的国内进程与"全球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020年初俄罗斯开启了"2024议程"。俄罗斯政府改组和普京提出宪法修正案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与相关的广泛讨论,不仅旨在解决社会经济的紧迫挑战,同时也指向2024年现总统任期届满之后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安排。像俄罗斯这样将当下困难问题的处理与长远发展战略部署加以联系,将本国内部事务的转型与未来世界发展的潮流相互衔接的做法,值得学界关注。     

“中世纪”的“私人性”——弗朗索瓦·维庸与白居易妓女题材诗歌比较

本文试图以广义的人类中世纪为背景,从维庸和白居易妓女题材的诗歌入手,探讨中西方私人性的共通之处与特定所指,认为维庸代表的欧洲中世纪语境下的私人性,主要是神的观念的反动,即对人的承认,而白居易代表的中唐中国,其私人性则指对儒家公的家国意识形态的逆反。可以说,这两种私人性既相似又植根于各自文化逻辑之中,预示着近代以后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别。     

城市规模、“强省会”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区域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建立结构合理的城市规模体系,改善过于扁平化的城市规模体系问题,发展一批具有战略支点的中心城市。“强省会”战略对于快速提升地区经济水平有明显作用,并通过扩散效应、支配效应、乘数效应等带动周边地区快速发展,实现了快速提升GDP、土地面积、常住人口、财政收入等指标,提升了资源配置能力与调控能力。“强省会”战略实际上是将省会城市规模结构从单一强中心到一主两副及多个中心建设阶段的过渡,是地方政府顺应区域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选择。“十四五”时期,中央有关部门应通过制定一系列合理政策,实现从“强省会”到区域协调发展。     

日本参加TPP的“内忧”与“外患”

文章分析了日本参加TPP谈判问题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对未来内政外交走向的影响。首先,在经济方面,日本因参加TPP谈判将面临是继续保护农业还是扩展制造业出口以振兴经济的矛盾;其次,在政治方面,由于参加TPP谈判日本将面临由于各利益集团冲突引起的国内政治矛盾;第三,在外交方面,因为参加TPP谈判,日本将与美国围绕以农业为主的市场开放的程度问题进行博弈,同时也陷入如何协调美国市场与中国市场的关系的矛盾。文章认为日本将不会在短期内解决这些矛盾,而只能在国内政界重新整合与国际格局进一步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