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政策分析:趋势、可行性与立法议程

在全世界官员财产申报已经有很多成熟模式和成功范例的情况下,中国的这项制度实践依然停留在较为初级的收入申报阶段上,并且实施效果甚微。本文通过政策分析的视角对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分析,从趋势外推、理论演绎和判断估测等三个维度论证了制度化和法律化是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的必然趋势,透过政策备选方案类型的视角对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进行可行性分析,并借鉴政策议程的相关理论考察了中国官员财产申报进入立法议程的相关要素、触发机制和时机选择,从政治文化、技术和管理等三个维度讨论了官员财产申报的政策合法化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现状及对策

在财产申报领域,目前中国实行的是2010年公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2001年《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从直接渠道无法获得和判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官员财产申报规定实际执行的效果,但从中央查处的腐败案件看,财产申报制度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除财产申报制度本身的欠缺外,相关法律的不健全、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官员的抵触情绪也是重要原因。创新财产申报制度,必须要更新观念,同时要贯彻资产追回机制、建立国有资产流失公益诉讼和制定财产申报法。     

我国试点地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比较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具有缓解掌握公共权力者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矛盾的作用,素有＂终端反腐＂之称。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对试点地区的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比较,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官员财产信息公开法;完善公开方式,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建立问责机制,推动财产信息公开等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阳光政府提供有益的参考。     

发达国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其启示

在一些发达国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比较完善,这表现在:申报主体比较广泛,申报的财产类别全面,申报办法细致、具体,申报的时间要求比较科学,对申报材料的监督比较有力,核查与追究严格,配套制度健全、完善。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推进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改革,需要合理规范财产申报的主体和内容,切实解决操作难问题;科学设计申报种类和时间,解决申报公开透明不够问题;增强受理申报机关的权威性和健全运行机制,解决监督质量不高问题;建立惩处机制,解决申报处罚难落实问题;上下齐动,共建良好的财产申报制度外围环境。     

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理性思考

随着阿勒泰地区和慈溪市先后开始实施官员财产申报,社会各界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在社会各界的极力赞扬面前我们有必要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对其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应逐步推行.同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亮点不仅在于细化的制度设计,更在于如何启动执行力,使之成为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铁律,持久发挥其震慑之效.     

移植与嬗变: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

财产申报制度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防治腐败举措.作为反腐败的新切入点,我国也开始了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艰难探索.跟进性制度创新其实就是一种制度移植,制度移植是制度创新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也可能遭遇制度陷阱与本土化难题.在我国探索财产申报制度构建的过程中,需采取相关措施以逐步实现制度移植的实践化和本土化.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一种约束政府官员行为的制度,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鉴于我国现行的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申报主体和申报范围偏窄、只向上级申报不接受公众监督、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及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我们必须从我国建立健全反腐败体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借鉴国外在应对腐败和对官员监督方面的经验,加强对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研究。通过试点,争取在全国范围内早日建立并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成为制度反腐的有力支撑,最终通过立法来完善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问题探析

在我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倡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从现状看,此项工作面临诸多争议和难题。为此,厘清相关争议,明确申报对象与内容、规范申报程序,授权申报受理机构,是我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着力设计的重点。     

对官员财产申报环节的几点思考

2010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首次将官员的投资和房产等情况纳入报告范围,引起舆论的热议。如何理解《规定》的新发展、新突破,如何进一步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本刊特邀三位专家就以上问题发表见解。     

对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科学化的一点思考

官员通过申报公开财产,接受公众对权力的监督,这是国际惯例,也是我国政治文明的内在需求。目前,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正处于探索完善阶段,在其推进过程中,不妨借鉴引入多种先进理念和分析方法,譬如可以借鉴会计学理论,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信息提出质量要求,以此推进其科学化进程。     

公务员综合激励体系的构建——对当今完善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思考

公务员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存在着激励的难点:进取心的不足;自利心的错位;公共服务意识的淡薄。构建一个公务员综合激励体系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基于公务员能力培养和职业生涯发展的培训和学习机制;合理灵活又与绩效相关的薪酬机制;注重公务员实际能力和功绩的晋升机制;及时、有效、科学的奖励机制;科学可量化的便于评估的绩效考核机制;完善的、行之有效的监督、处罚和退出机制;积极发挥社会公众评价作用的反馈机制。     

政府雇员制：“双刃剑”能否激活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

政府雇员制产生的动因:一是建立“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需要;二是满足政府职能动态发展的需要;三是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在我国雇员制有三种模式:即吉林模式、珠海模式和深圳模式。这三种模式对中国公务员制度产生了冲击:首先,它突破公务员的永业制与稳定性,增强了政府雇佣关系的弹性;其次,改变公务员管理的“规则控制”,实现了工作考评的“结果取向”;再次,它改变了公务员的“通才性质”,实现了“技术精英”管理。若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监管和行政体制改革配套而行,“政府雇员制”可能呈现“双刃剑”效应,积极作用与负面效应同时并存。因此,在推行“政府雇员制”时应着力解决:制度创新与制度连续性问题;政府职位“公共性”与雇员“自利性”结合的问题;政府与雇员双方与权利规范问题等。     

公务员高薪激励的陷阱

本文以提高公务员激励功效和解决当前公务员腐败难题为主旨,从分析高薪养廉的理论依据和方法缺陷着手,以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租金理论为依据,分别运用经济学和政治学双重方法,着力寻找我国公务员激励失效的根源,并对当前我国充分有效地发挥高薪激励的杠杆作用提出了相应的方案。     

我国不同级别公务员心理契约的差异性分析

重点研究了我国政府中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务员心理契约问题,主要目的是了解公务员心理契约所包含的要素、不同级别公务员对这些要素的重视程度和建立公务员的心理契约结构模型.在两轮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明确了组织与公务员之间相互期望的各10个要素.利用t统计检验,表明不同级别公务员对期望要素的认识有显著的差别.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建立了公务员心理契约的结构模型,该模型显示组织与公务员之间双向心理契约共包含了8个主要方面.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盈利组织的心理契约与非盈利组织的心理契约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不同级别的公务员对心理契约中的要素重要性认识程度是不同的.我国各级公务员(从科员到厅局级)主要将敬业精神、诚实忠诚、职业前景和公平公正待遇放在心理契约要素的最重要位置上,而物质激励则处于次位.政府中的创新动力主要来自领导层面,而较低级别的公务员创新动力不足.这些研究结果对政府各级组织建立公平、透明的运作机制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为设计相应的激励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最后提出了我国公务员心理契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我国弱势群体的救助方略

关于弱势群体的讨论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对弱势群体概念的统一的理解和认识至今还没有形成。只有在较全面地界定弱势群体的概念,深入分析救助的法理基础上,才能从立法、行政、司法、社会以及自我等方面对弱势群体给予积极有效的救助。     

Senior Civil Servants and Bureaucratic Change in Belgium

The Belgian civil service used to be a Weberian bureaucracy, with a strict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civil servants and politicians, administrative careers based on both seniority and partisan patronage, and a technocratic culture coupled with a high level of alienation from both politics and politicians. Administrative reform came in the wake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that transformed unitary Belgium into a federal state with several governments, each with a civil service of its own. The fiscal crisis prompted them to look favorably on the promises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The new Flemish government was first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as it had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tendency to refer to Anglo-Saxon and Dutch examples, and the right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The staying power of these as yet precarious reforms depends on the continuity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dministrative culture matching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nd resistance to the endemic temptation to use them for partisan purposes.     

论公务员人文素质的重要性

公务员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执行公务的人员,其人文素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主要是:公务员的人文素质是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前提、公务员的人文素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关键、公务员的人文素质是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的有力保证、公务员的人文素质是促进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础。     

Civil Servants and Policymakers: Neutral or Responsive Competence?

Competence is a frequently used but complex concept. This article explores various recent uses of the concept,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political conditions favoring an emphasis on neutrality or responsiveness. We close with a brief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quest for responsiveness in adminis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