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寻衅滋事罪的限缩适用

寻衅滋事罪是多个罪名的补充罪名,其设置符合我国国情和刑事法治现实需要。寻衅滋事罪扩张适用的原因在于刑法条文涵摄的“琐碎”行为使该罪极具开放性、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大了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范围以及司法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准确认定寻衅滋事罪需要厘清寻衅滋事罪与网络造谣违法行为、殴打违法行为等行为的界限。为了实现寻衅滋事罪的限缩适用,应当利用多种解释方法发挥构成要件的限定作用、充分发挥刑法出罪机制的功能以及严守刑法谦抑性与罪刑法定原则。     

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及其完善

近年来,受利益驱动,网络大谣、网络推手、网络公关公司等不择手段编造、传播网络谣言,造成网络诽谤、敲诈勒索以及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日益猖獗。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网络谣言的规制因欠缺具体、明确、统一的规定,导致执法、司法的不便操作。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使民法、行政法、刑法的规制协调一致,形成一个完善的防控系统,以便更有效地控制、打击和制裁网络造谣、传谣行为。     

网络交易平台审查义务比较研究

我国法律关于网络交易平台是否负有审查义务及审查的程度没有单独规定。有必要将网络交易平台的审查义务与免责条件结合"交易服务"的特殊性做出单独规定,使审查义务的相关立法更加精细化、具有可操作性。为实现审查义务在法秩序内的统一,审查义务在民法、行政法与刑法中的内容应当有所不同,审查义务的特点与程度必须与经营模式和对象相适应。     

行政处罚事实作为非法行医定罪条件的正当性研究

我国非法行医罪的司法解释有"两次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非法行医的,以犯罪论处"的规定,此规定显然是对两次行政处罚行为的重复评价。由于行政法与刑法对行政处罚评价的同质性,该规定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两次行政处罚事实说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大,需要对再次实施该行为的行为人给予刑罚处罚,但是在我国刑法规范中人身危险性不能作为定罪依据,并且以行政处罚事实为基础,把原本应该予以行政处罚的行为,科处刑罚,属于法律拟制,应该遵守立法拟制原则,不能由司法解释进行规定。     

环境治理领域刑法与行政法的协调与衔接

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是我国刑法谦抑性的价值体现,环境刑法的这一特点使环境治理工作变得更具专业性、经济性以及适时性.由于环境刑法在罪名设置、惩罚方式方面难以顺利对接环境行政法,加之行政执法部门与刑事司法机关协调性不高,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难以形成有效合力,不能充分发挥两法惩治环境破坏行为的积极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需对环...     

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之教义学分析

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是伴随现代民用航空领域风险而产生的一类犯罪,其兼具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专属于特定领域类型化犯罪,需要引入具有教义学方法导向的刑法学知识体系进行阐释。区别于犯罪概念,行政犯概念应当较之更为延展,因此,运用关系刑法论重构行政刑法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点,拓展行政犯概念,进而扩张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概念。我国有关民用航空领域行政刑法主要包括刑法典、具有行政性质的附属刑法以及规定有行政性刑事违法行为的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这些行政刑法中的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具体包括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罪和行政性刑事违法行为两大类。为了进一步认识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有必要对其前置性规范与罪状、违法性、违法性认识等问题展开深刻解读。     

论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

隐私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对其个人的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私人事务、生活安宁及私人领域独立支配的人格权。侵害隐私权责构成的特殊性决定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独立性。针对现行立法缺陷,建议我国建立对隐私权保护的宪法、刑法、民法及行政法多层次立法系统。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定量因素初论

定量式规定构成了我国刑法与大陆法系刑法分则罪名立法模式的重大区别。犯罪定量因素的本质在于其体现了行为达到应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是基本犯既遂意义上的犯罪成立要件。犯罪定量因素不应局限于客观的犯罪数额、犯罪结果,还应当包括犯罪动机和不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     

刑事和解的刑法观与传统的刑法观之比较研究

刑事和解的刑法观与传统的刑法观在"犯罪概念"、"刑法规范"、"刑事责任"等方面的理解上均存在着差异。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究其差异性,对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     

非公有制领域职务犯罪及其预防

非公有制领域职务犯罪是指在非公有制部门中承担一定职务的人员,利用其职务,严重危害部门利益,刑法规定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非公有制领域职务犯罪大体可以分为贪利型职务犯罪、背信竞业型职务犯罪和渎职型职务犯罪三种类型。分析非公有制领域职务犯罪的形成原因必须从社会、非公有制部门及个人三个角度来进行,是动机、机会和条件相结合的产物。预防非公有制领域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增强非公有制部门信誉,净化市场环境促进良性竞争,抑制官员腐败与打击贿赂行为。预防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加强职工思想教育,重视部门文化建设;加快部门制度建设,规范市场秩序;完善相关法制和监督体系建设。     

中国宪法与刑法语境下的“政治权利”

政治权利是什么?在中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中,明确指出的只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在中国现行刑法中,"剥夺政治权利"作为一项刑罚,其施行的范围却似乎大于宪法的规定。由此,"政治权利"变成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从我国现行宪法中政治权利的规定入手,探究立法者本意;结合刑法中"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力求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之下,探寻政治权利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2014年行政法学理论新进展

2014年在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批比较优秀的理论研究成果,推动了行政法学研究持续健康发展。其研究热点与现状:在行政法基础理论方面,主要致力于行政法理论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并结合公共行政的变迁及发展,探讨现代行政法学的转型。在行政法原则方面着重探讨行政法定范围的界定,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理论渊源、内涵变迁及对行政行为适当性判断的影响。如何以法治引领改革,继而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研究的新热点。而对于行政行为的研究仍是行政法学研究关注的焦点。有关行政主体及组织法问题方面,主要关注:行政体制改革和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问题。但研究中仍存在着薄弱环节:即对实践中应当回应和解决的问题,研究还有待深入;在研究具体制度问题时,具有比较明显的"立法主义"倾向;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可以拓展的余地。     

论刑法的谦抑性——兼论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新规定

刑法的谦抑性是近现代刑法的重要品格,也是世界刑法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刑法谦抑性的表现,主要有三,减少死刑罪名;完善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规定对管制、缓刑和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洗钱罪低定罪率疑难问题解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洗钱犯罪也在不断滋生和蔓延。中国对洗钱犯罪的规定自1979年刑法典以来,经历1997年全面修订和《刑法修正案(三)》、《刑法修正案(六)》的有关补充,在立法上日趋完善。但其在司法实务界的实施却不尽如人意,主要问题在于司法实践对洗钱犯罪各构成要件的理解仍有待商榷。有鉴于此,应着力对"上游犯罪"的范围、"明知"的理解予以规范,对上游犯罪分子参与洗钱的行为应区别情况,具体判断是否具有可罚性,不能一概以事后行为不可罚一言概之。     

随意殴打他人型寻衅滋事行为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寻衅滋事行为中随意殴打他人型寻衅滋事行为占据绝大多数,而本类行为的准确认定,却存在一定的难度。通过逐一分析"随意""、殴打"以及"情节恶劣",以期对随意殴打他人型寻衅滋事行为有一个更准确的理解。     

《铁路法》中刑事罚则适用问题研究

《铁路法》刑事罚则所规定的有些内容与现行《刑法》的相关规范之间存在着法律冲突问题,同时二者间还存在着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新法与旧法的关系,而且其法律位阶上也有差异。研究表明,《铁路法》中刑事罚则的内容已纳入现行《刑法》,已为现行《刑法》的相关内容所吸收和替代,因此其刑事罚则的内容实际上已失去原有的立法价值。     

论醉驾入罪的必要性及改善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1年5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该修正案第22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附属刑法的基本构成特征探析

附属刑法必须由拥有刑事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其他机关不拥有此项立法权;附属刑法的基本内容是"犯罪与刑罚的行为规范",即"附属刑法规范"应由罪状(行为模式)与法定刑(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附属刑法是由附加规定于各个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所共同构成的,其表现形式是非独立的,必须依附存在于各个非刑事法律之中。     

行政权正当性理论变迁的行政法意义

行政的核心或实质是行政权,行政权是行政法的"起因和归宿",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行政权正当性理论的变迁,推动了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使行政法由传统行政法向现代行政法过渡,从而对行政法变化与革新具有重要法治意义.     

我国刑法中“行凶”含义探析

自我国刑法颁布实施以来,围绕着"行凶"一词的确切含义,刑法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直至今日,也尚未有定论。所以,本文以列举对"行凶"概念的不同观点入手,对各种观点进行客观表述并进行综合比较和简要评析。以刑法条文的体系结构和立法目的,对"行凶"所包含的刑法学含义做了全新的剖析,以试图找到完善认定"行凶"犯罪的司法标准。尽管对"行凶"的特别防卫权规定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我们还是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到对"行凶"的特别防卫权规定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不但丰富了特别防卫制度,而且符合当下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社会需求,具有积极的立法意义。今天我们的讨论,乃是期许特别防卫权制度能够越来越向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加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更加符合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法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