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思想之转变

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在护国运动时期一改以往改良风格,反而主张暴力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思想转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梁启超"流质易变"的本性、改良派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强烈爱国心的驱使和客观的历史环境选择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讨袁序曲

《社会主义论坛》2011年第10期，发表了杜奎昌先生的文章《如何看待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与影响》，认为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非讨袁序曲，是一篇“以反对帝制派变更国体的某些行径做幌子，实为主张让袁世凯在现行国体，即共和制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其统治地位，等待时机和条件成熟之际再来复辟帝制这样一种宗旨的文章。     

新常态下蔡锷“以道德爱国”思想的主要启示

蔡锷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其思想发展经历了"师从梁启超、谭嗣同,主张改良救国","投笔从戎,正式从事革命救国","从拥护袁世凯到反对袁世凯,与唐继尧等共同组织护国运动"这三个阶段;其爱国思想启示着我们在新常态下必须要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坚持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公德建设;要大力弘扬人民公仆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执政伦理建设;要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公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教育,以期"四个全面建设"的顺利进行,从而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护国运动百年的启示

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激起全国民众的反对。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昆明联名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宣布云南独立,建立云南都督府,组织讨袁护国军进兵四川、贵州等地。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916年3月,袁世凯在内外压迫后宣布取消帝制。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具有"辛亥革命,民革建立;护国讨袁,共和再现"的历史地位。护国运动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的过程,避免了历史的大倒退,昭示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护国运动促进了云南的社会发展,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推动了全国范围逐步兴起的革命高潮,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     

论戊戌变法失败前梁启超文学改革的尝试

梁启超在极力宣传政治变革时，也在文学革新上作了一些尝试。如倡导创作通俗读物，作为政治改革和“开民智”的辅助手段；提倡“文与言合”，革新旧式语言；实践“觉世”之文和“新式”诗歌。但梁启超的文学革新尝试一开始就留下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首先是“俚语”、“群书”的归属问题，其次是“觉世之文”的所指问题。梁启超戴着政治帽子的文学变革初露端倪时就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文学革新刚刚萌芽就受到了功利与审美、作者与读者、雅与俗、传统与创新诸多对立因素的困扰。而随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使梁启超并没有着力将文学改革发展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的一部分，他的文学改革也只是浅尝辄止。     

护国运动中华侨的重要贡献

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在20世纪中国社会推翻帝制趋向共和的抗争中,爱国华人华侨始终心系祖国,以实际行动参与和支持了国内的变革运动,他们的贡献功不可没。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梁启超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获得了基本养料,既而受到康有为的启蒙,并在流亡日本期间接受大量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熏陶,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宪政观。梁启超对中国宪政制度模式的设计,历经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这样一个过程,体现了他对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理性思考。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精髓,为当下中国宪政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启示。     

梁启超文学“革命”的政治背景

梁启超在日本客居十四年，文学“革命”的旗帜就正是在这异域的流亡生涯中轰轰烈烈地挂出的，政坛不幸文坛幸，梁启超将文学革命作为“激励人心”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国文学自此开始了新的一页。然而梁启超本不为革新文学而来，异域的尴尬处境、政治追求与现实的矛盾构成了梁启超文学革命的尴尬背景。     

政治和文化的张力:梁启超的文明发展思想

梁启超对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文明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的进步性持肯定态度,但在一战以后他更多关注的是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并通过比较西方文明思考中国文明的出路。他将政治和文化作为文明发展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或方面,而政治和文化的互动关系或张力常态决定了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这些看法表明,梁启超关于文明发展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洋务运动以来各种“体、用”之分的价值取向,认为中国和西方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其政治和文化可以在世界文明的意义上相互作用。     

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

一百余年前，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而当时仅仅用以指称汉族。随着梁启超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也不断得以丰富，最后发展为“合五族之大民族”。而在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背后．有着其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怀，分别体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     

妈祖文化与公共善

<正>"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梁启超"公共善"(public good或common good或译"共同善")的思想因素在古代东西方的哲学     

梁启超文学思想初探

梁启超文学思想是梁启超学术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文学思想立足点是知行合一论;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核心观点是镕炼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主张的具体实践“新民体”散文是言文合一。     

梁启超史学观论析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 ,是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探讨了梁启超的史学观 ,主要有 :一、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学 ;二、对史家自身修养的认识 ;三、对史学方法论的重视 ;四、梁启超的“会通”观念和通史写作设想。梁启超的史学观点总的说是一种进步的史学观 ,是近代史学理论的先声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梁启超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超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徘徊于中西之间、摧陷除旧,廓清布新及离异后的回归三个阶段。了解梁启超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其文化民族主义,并以之为指导,更好地为今天的文化转型服务。     

《清议报》与近代女子解放思想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除了接受西方政治学说外,也受到了西方女权学说的影响,他以<清议报>为宣传阵地,翻译并刊载了一些关于女权问题的文章,将维新时期男女"身体上、精神上平等"的主张初步上升到了"男女平权"的女权理论,这对以后女权思想的产生和女权运动的开展具有启蒙作用.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

法治思想是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梁启超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从法治的“依据”“、基础”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界定了“法治”这一概念;并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振兴中国实业出发,论证了实行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声呼吁“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关于法治的实行,梁启超提倡“三个相结合”,即“法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与道德相结合,中法与西法相结合”。梁启超的法治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而且在当今仍有很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探源与评述

在清末思想界,新闻自由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见解之深刻,成为当时新闻自由思想的集大成者。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前期、"五四"运动前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是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表现最为充分的时期。     

戊戌后梁启超文学革命的深入及其矛盾

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继续自己的文学革命，但文学革命以往的有些矛盾不仅在延续，而且在加深，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觉世与传世——不能两全的无奈。梁启超在觉世与传世、政治与文学、责任与良心、启蒙与艺术之间徘徊，既想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又无法忘却“不朽之盛事”，最终陷于了无法两全的无奈之中。第二，极品与祭品——文学中的“暴发户”。梁启超文学革命理论自身的矛盾使小说在人为拔高成为文学极品的同时也陷入了文学与政治上的双重孤立。第三，棘手的衡定与选择。破坏时的放肆与建设时的谨慎令梁启超煞费苦心。     

论梁启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戊戌变法的失败,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国民素质对政治改良的制约作用,梁启超系统地提出改造国民性思想,他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大力提倡新的国民素质,努力探索"新民"的途径和方法。其改造国民性思想在20世纪初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对当今我国提高国民素质仍具有借鉴意义。     

论梁启超音乐教育思想

梁启超积极从事思想启蒙运动,认为乐学是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倡议音乐教育立于幼学,军歌、学校歌是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音乐教育可培育国民品格、陶冶性情和振奋精神。梁启超的音乐教育思想启蒙了沉睡的中国人,推动了中国音乐教育的近代化,在近代音乐教育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