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还是神话：西方新闻观的真相

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新闻也不可能孤立于社会意识形态，而是受到更严格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的限制；西方媒体并没有所谓真正的独立性，它只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部分人的利益，只会成为所谓“主流社会”的工具；新闻的真实性或客观性是新闻的本质属性，但并不是新闻本质属性的全部。西方敌对势力宣传西方新闻观，鼓吹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反对党对媒体的领导，打开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突破口，搞乱人们思想，颠覆国家政权。     

论我国“人本”法律观的更新与重构——比较法的角度

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法律观体现了法律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文章通过对中西方"以人为本"法律观的思想渊源、发展历程及其法律建构过程等异同点的比较,试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法律观及法治的影响,并以此探求中国法治的重构之路.     

利益性与正当性：试析中西方对“权利”的认识差异

“权利”一词是我国近代翻译西方“right”一词中使用并沿袭下来的，但是人们对“权利”的认识仍然受到我国古代对“权利”的认识的影响。古代人们对“权利”的认识强调利益性，而西方则强调“right”的正当性，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法律文化。我国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应该强调“权利”的正当性，才能更好地实现对权利的保护。     

中国传统法文化与西方法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群体共存”为基本追求，法律被看作维护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工具；西方法文化则从“个体自由”出发，把法律看成保证社会活动公平、民主的行为规则。作者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和西方法文化从史源、法律观、价值观和法制传统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旨在扬弃中国传统法文化，提取西方法文化中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益的成份，营造依法治国的文化氛围。     

论孙中山的和谐社会观

孙中山先生在谋划中国的社会发展时,吸取了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的合理成分,并借鉴和反思了西方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和谐社会观、两个文明共同进步的和谐社会观、坚持区域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观、防患贫富悬殊两级分化的和谐社会观、和平统一祖国的和谐社会观。     

西方自然法学派思想家正义思想初探

西方自然法学派对法律价值的存在持肯定的观点，这是它与其他主流法学派的主要区别。其主张法律价值定然独立于实定法之外存在，并且可以成为衡量实定法正当性的标准。西方自然法学派与哲理法学派的正义思想不仅在当时意义重大，而且对后来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也影响颇深，通过对这些学说观点的扬弃，形成了马克思正义观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的重要内容。自然法学充分体现了自然法观念和人本主义的正义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文献述评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围绕中国明清尤其是近代历史的评价问题，出现了“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的不同观点。“西方中心论”认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在欧洲，中国社会则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来突破传统框架并向近代社会演进。“中国中心观”则主张在中国发现中国的历史，认为至少在18世纪以前，人类发展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美国学术界形成的这两个针锋相对观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术研究的时代环境条件的变化所致；二是学者占有文献资料的侧重点不同或各人理解问题的     

巴比伦法的“新遗产”——读《巴比伦法的人本观》

古代东方法被传统学界贴上了神权、专制、等级之法的标签,普遍认为巴比伦法是早期法律文明发展中古代东方法的典型代表,尤其是以《汉谟拉比法典》为标志,达到了成文立法的高峰.这种法律文化上的成就并未引发人们对于法律文明发展的反思,因为巴比伦法依然湮没于罗马法的耀眼光环中,尤其是对于法律关系主体——人的种种“误读”,让这支古代东方法的奇葩长期定格在“奴隶制法”的范畴而罕有讨论其借鉴价值的.《巴比伦法的人本观》一书提出了巴比伦法“新遗产”的观点,揭示了古代东方人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理念和曾经达致的辉煌.     

文化视角下的“法自然”非“自然法”

道家的“法自然”的文化意蕴与“自然法”思想有着本质区别。第一，“无讼”与“尚法”：两种不同的法律态度。“法自然”认为社会和谐就是一切顺其自然，没有冲突，没有法律，而西方“自然法”观念十分尊崇法律的权威与保障功能。第二，“天人分立与天人合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第三，理性与和谐：两种不同文化要义。理性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内核，而“法自然”是要自然无为恢复宇宙原始和谐状态。     

西方法学发展简析与述评

法学的产生,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进程。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法学的产生有两个条件。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学家引领了世界法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西方法律源于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罗马法中的立法结构、原则、技术及法律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世纪,罗马法即成为西方各国的研究中心,促进了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等国法律的发展。从中世纪到19世纪,先后出现了“注释法学派”、“人文主义法学派”、“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新康德主义法学派”、“新黑格主义法学派”。“注释法学派”和“人文主义法学派”是古代法学传达到近代的使者;“分析法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分化。20世纪出现、发展的“社会法学派”、“新分析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成为当代西方三大主流派别。     

自然法学说中“正义”观念的历史变迁

]“正义”始终是西方自然法的最高价值追求。本文从自然法发展的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历史时期中 ,找寻蕴藏其中的正义观念及其理论思维方式 ,提出自然法的正义观在历史中走过了自然本体、自然本体之异化的上帝本体、社会本体和程序本体四个不同阶段 ,并分析说明 ,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可以从这种历史变迁中汲取什么。     

“道法自然”与“自然法”思想之差异

中国古代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 ,从字面上看有“自然法”之意 ,但绝没有西方“自然法”之内涵。因为无论是从它本意和追求的理想社会来说 ,还是从其崇尚的治国方略上来看 ,“道法自然”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都是截然不同的。     

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演进轨迹

自然法思想是西方法律思想的核心。自然法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分为古代自然法、中世纪自然法、近代自然法、现代自然法即复兴自然法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自然法思想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是基本精神以一贯之:理性至上,意志居次。     

富勒良法观的基本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富勒是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良法观的基本内涵呈现出正义性、改良性和科学性三大特点。富勒提出的以法律内在道德为核心的良法观,在捍卫古代自然法观念的同时批判吸收了部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思想,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建立一个道德、良善和正义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富勒的良法观出发,分析我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人性观和西方现代“人性假设“的比较

中国古代的人性观和现代西方"人性假设"有着重大的差别.中国古代人性观产生于农业经济时代,其出发点是为统治阶级加强统治服务的,其结构为平面线性结构,其研究方法为经验感悟法,其人性观的本质是人的道德属性;西方现代"人性假设"产生于经济、文化、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其出发点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其结构为主体螺旋结构,其研究方法为科学的观察、调查、测验和实验等实证法,其人性观的本质是人的心理和社会属性.     

从民族思维模式解析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民族思维模式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历史成果 ,它对一个民族法律文化的形成会产生重大影响。孕育于不同文明中的不同的民族思维模式促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笔者正是从因果式和阴阳式的思维模式的不同特点入手 ,解析了“发达的法与混沌的礼”、“法律信仰主义与法律工具主义”、“法学和律学”等中西方法律文化方面的差异 ,进而引发了关于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点思考     

党员干部要正确树立“五观”

教育引导干部正确看待成长进步，力戒浮躁之风，营造心齐气顺的工作氛围和人文环境，是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现实需要。今年以来，孝感市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开展了“忠诚观、对待观、成长观、进步观、位置观”的“五观”教育活动。现将孝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聂利军为党员干部作的辅导报告摘编刊发，供学习参考。     

刍议“人的主体性”思想与“天人合一”观的整合

刍议“人的主体性”思想与“天人合一”观的整合李火林１、古老的中国正在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与西方工业化相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务更艰巨复杂。我们不但要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而且面临着后工业社会将要解决的任务。我们不但有经济上的沉重压力，而且已经有环...     

张仲景"人体自和"观探析

从古代哲学角度和现代科学角度阐释张仲景辨治疾病之“人体自和”观，即从《伤寒论》之“自愈”论，“人体自和”观的诊断依据、治法应用，正气之于“人体自和”观等方面深入探讨张仲景“人体自和”观。     

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主流法律观的文本考察

中国整个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法律思潮都被执政党的法律观所主导，而意欲透析后者则有必要对董必武和彭真这二位党内法学权威的思想进行研究和比较。本文将“法律是什么”这一法律观的根本性问题分解为“法律与时代任务”和“法律与执政党的关系”二个子命题，通过论述和分析董、彭有关法律的论著，得出结论认为，此一阶段主流法律观是服务目的理性论和政党目的理性论的结合，在本质上是一种目的理性主义。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简要分析了法律目的理性主义的影响、理论困境及能否消解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