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有组织犯罪法》视域下涉黑涉恶罪犯的监管矫正

涉黑涉恶罪犯的监管与矫正是反有组织犯罪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反有组织犯罪法》在此方面有诸多制度创新，如强调个别化处遇原则和依法从严管理原则；确立异地执行刑罚制度；严格规范“减假暂”适用，设立减刑、假释建议的复核制度和减刑、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制度，以及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的关联机制；完善罪犯刑满后的保护与管束机制。这些创新性规定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对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具有促进作用。     

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的思考

在刑罚种类的应用上,对未成年人不宜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在具体刑罚执行上要注重把握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差别,扩大缓刑和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范围．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假释、减刑应作特别规定。     

死缓限制减刑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的修改，标志我国刑法建立了全新的死缓限制减刑制度。但是，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存在对该制度适用不当的问题，即以判处死缓限制减刑替代死刑、该适用死缓而不当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该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而不当适用死缓。为依法准确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要切实把握以下原则：坚持罪刑法定原则，防止突破、超载法律规定而适用；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防止三个“适用不当”；坚持利于贯彻执行死刑政策的原则，防止大起大落。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范围应根据犯罪情节、人身危险性等情况而确定，对一些特殊情形应更多地考虑适用限制减刑。为方便办案时参考，结合实际分类列出了一审、二审、复核审中死缓限制减刑裁判文书主文部分的样式。     

论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

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是一种严重的司法腐败 ,是刑法重点打击的犯罪。对于此罪所说的减刑应当作广义理解 ,不仅包括“狭义减刑”还应包括死缓和附加刑的减刑 ;对于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却故意不予办理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虽不能构成本罪 ,但可以徇私枉法罪论处 ;为了体现对司法腐败的刑事政策 ,本罪应当理解为行为犯。另外 ,本罪在主体、共同犯罪、罪数形态问题上都有研究的必要。     

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完善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涵盖于一系列制度设计中，包括轻微罪行的非犯罪化处理、非刑罚化和量刑从宽、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犯罪记录封存和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的刑罚替代等。由于相关立法规定概括、松散而缺乏完整性、体系性，实践中在具体制度运行中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应当坚持儿童福利、国家亲权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明确基于情节的罪错行为评价标准，完善未成年人轻微罪行的非犯罪化转处机制；完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制度，并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程序；将免除前科报告纳入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明确犯罪记录封存具有免除报告、禁止查询和消灭前科的三重法律效果；参照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立法模式，构建司法化的收容教养程序。     

对“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评析

"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第四条明确规定了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的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并限制减刑,这在某种程度上既限制了死刑的适用,同时改善了此类犯罪"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刑罚结构,具有相对合理性。但是"不得减刑、假释"的规定同时也与《刑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相矛盾,其法理依据和合理性也受到质疑。     

试论减刑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减刑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在矫正犯罪和鼓励犯罪人自新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国现有的减刑制度远未成熟,特别是在减刑的适用程序方面仍存在诸多疏漏。因此,有必要从权力配置、程序参与人、程序形式、救济机制和监督机制五个方面对其进行改革与完善。     

突破与困窘：累犯制度修正辨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的修正包括增加对死缓累犯可以限制减刑、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累犯的规定和扩大特别累犯的范围。这三项修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某些死缓累犯限制减刑过于严苛,应区分情况给予其诸如假释等出路;未成年人一概不成立一般累犯过于宽松,应区分情况允许少数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一般累犯的成立;特殊累犯的范围仍可进一步扩大,如将毒品犯罪纳入其中。     

对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的思考

犯罪学意义上的再次犯罪是指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种犯罪态势,它包括同一个犯罪人再次犯罪、同一类犯罪人再次犯同类犯罪和社会任一个成员在其他社会成员犯罪后实施同一种犯罪三种情形。我国目前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成员再次犯罪形势严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结构失范、功能不全,因此,我们要在完善现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理性主义思想内容的基础上,着力建立健全科学主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     

对减刑若干问题的思考

减刑是刑法规定的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一项措施。适用减刑的犯罪人必须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这是我国减刑制度诸要件中最核心的要件。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减刑滥用的现象，以致于有人主张取消减刑。     

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改革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工作与西方国家比较相对滞后,给司法实践带来较大难度,需进一步改进。在未成年人的犯罪认定上应坚持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立法思想,对一些轻微犯罪行为不做犯罪处理;在对未成年犯的刑罚适用上,应建立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量刑体制,完善非刑罚处理方法;在未成年犯罪行刑问题上,进一步放宽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的条件。     

我国未成年人犯刑罚执行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严峻，我国政府给予高度重视，积极转变未成年人犯的特点和刑罚观念，效仿世界各国对未成年人犯提供特殊司法保护。文章以《刑法修正案（八）》为主线，依据有关法律，结合司法实践，对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涉及的缓刑、减刑、假释和社区矫正等制度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于减刑制度的思考

减刑制度，既具刑事理论研究价值，又是司法实践中重要的刑罚执行手段。研究减刑制度，无疑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要阐明减刑制度，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刑法》的有关规定。减刑制度是最能体现罪犯人权保障的刑罚执行手段之一，其最大意义在于尊重人权，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存在不少问题，完善和修改有关规定甚为迫切。     

论监狱减刑、假释程序的司法化

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设计存在着较多的非正当性的因素，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是司法改革的目标，文章从减刑、假释启动程序的提请主体以及减刑、假释的初审、终审及其监督两方面入手，对减刑、假释的重构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减刑适用中的数罪并罚问题

在减刑制度适用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减刑之后发现原判决宣告之前犯罪分子还有其他罪未被审判即有漏罪的情形，或者发现刑罚执行期间罪犯再犯新罪的情形，从而产生减刑适用中的数罪并罚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已经作出的减刑裁定是否有效，本文认为这两种情形应当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定的身心和社会原因。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涉及人权保障、刑事政策和刑罚正当化等问题,应科学地进行设定。现行刑罚体系中无期徒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种和累犯制度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不合理,应予革除。对未成年人犯罪提倡适用非刑罚方法和缓刑、减刑、假释制度。     

监狱刑罚执行工作深化改革的探索

刑罚执行工作是监狱工作的核心.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以刑罚执行为其职能.通过刑罚执行,实现对罪犯的惩罚与改造,最终实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面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刑罚执行现行机构设置、减刑比例、保外就医中存在的问题等影响刑罚执行工作作用的发挥,需要进行"大处(科)室制"、减刑规范化、罪犯疾病医疗社会化等项改...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我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现实存在量刑标准模糊、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等缺陷,需要及时调整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针对罪质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同时,还要对减刑、假释、缓刑等制度认真审查并加以完善,避免前门重判后门轻纵的现象,以实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立法完善

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完善时,刑法应直接规定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起始年龄;明确列举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具体罪名;增设时未成年犯罪人不得适用无期徒刑、"不满18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放宽未成年人犯罪人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的条件等立法建议.     

试论减刑制度的运作机制

减刑的适用范围包括监禁犯和非监禁犯。适用减刑的根本性条件由三个基本元素组成,即悔改表现、立功表现以及重大立功表现。目前,我国减刑运作机制中存在着减刑标准过于量化、人为规定减刑比例、减刑权属不明以及监外执行罪犯减刑考察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应从完善计分考核制度、废止人为限制减刑比例的规定、重新配置减刑权和完善非监禁刑考察制度等方面对减刑运作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