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社会建构和国际关系

近年来,社会建构主义不仅显示出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活力,而且逐渐确立起它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主要地位。本文探讨了社会建构主义中一个重要的但经常被忽视的核心成分--语言作用。语言作用问题也是社会建构主义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主要区别所在。正确理解这些区别既有助于研习社会建构主义关于语言作用问题的理论,也有益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和利用这个研究视角,这不仅涉及到"什么是社会建构主义"的含义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建构主义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     

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

中国在领导集体交替过渡期首倡新型大国关系,标志着中国积极建构外交理论、擘划国际战略和实施政策措施.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关系,旨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宿命”、提升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国和欧洲传统大国的关系、稳定陷于低谷的中日关系等.真正实现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克服理论障碍、战略猜疑、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等困难.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建构进程中的特点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在塑造伊拉克地区政治体系、区域经济结构与民族文化格局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建构进程中的特点如下:肇始于东西方文明交往;追求泛阿拉伯主义;革命民族主义型的现代化;民族主义建构中的多重认同;民粹主义的结构属性.尽管复兴党政权在政治发展、经济变革和国际关系等层面都进行了调整和变革的努力,但是从理论命题的实践后果来说,离全球化发展预定的客观需求目标还很遥远.在实践层面体现为不自觉性、强迫性、先天不足的表象;而在理论层面则渗透出缺乏凝聚力、兼容力和更新机制的特征.复兴党民族主义在未来发展中当用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文明思潮交往.融入全球化文明的大潮.     

语言、身份建构和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中的"邪恶论"

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中最为显著的理论探索之一是对身份(或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一定的国际体系里,一个国家想要什么和为了得到它而采取怎样的行动,在含义上并非完全由该体系中的物质结构所决定,它还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所处的身份有关.本文讨论了语言如何作为一种力量成为建构行为体身份的社会工具;然后把身份作为对外政策分析的一个变量,将其放在语言建构的环境下加以认识.本文最后以20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邪恶论"为例来说明美国的现当代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所涉及到的对"自我"及"其它者"身份的建构.     

话语定位、身份建构与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从话语到身份再到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日本在选择与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实际上便在体系、国家与政策议题三个话语层次上,通过“联系”和“区分”两种方式分别构建了中日差异化的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借此中国在类属身份上被置于“民主国家”的对立面;在角色身份上被建构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冲击者”与“威胁者”、自由经济的“破坏者”;在集体身份上被置于“民主阵营”的对立面,并被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以秩序为“名”,增强防卫建设,协调伙伴关系;以安全为“由”,开展针对性的军事部署,并加强对华经济对冲;以议题为“用”,实行对华软制衡,同时拉拢“全球南方”国家,以将对华政策“合法化”。     

东北亚区域政治学研究体系的建构及其他

东北亚区域政治研究作为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还没有形成相对系统的、独立的研究体系。适应东北亚区域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状况 ,有必要加强综合性的区域研究 ,探讨如何运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全面地、历史地分析研究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 ,提出有战略意义的方案和建议。     

性别、权力政治和国际关系

女性主义是唯一以性别作为理解世界政治的核心的理论。然而 ,以经典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却忽视或否认国际关系中的性别问题。本文通过女性主义视角对权力政治加以重新评价 ,以反映性别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第一部分主要借助汉斯·摩根索的著作来描述权力政治概念 ,揭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构建在对政治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男权主义表述上 ;第二部分则依靠性别对经典现实主义加以解构 ,主要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定义权力政治概念 ,并且通过对权力的多种来源、多层含义和广泛人性的表述 ,挑战现实主义理论范式 ;结论部分谈到女性主义将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中国南海安全战略思维:内涵、演变与建构

学术界关于南海争端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象国政策、南海地区权力格局以及中国政策的动态分析,缺乏对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和政策的系统梳理。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包括搁置、大局和寻求共识等多维度的内容,同时对于争端本质倾向于和平的看法。它经历了从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到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的演进,体现了螺旋式变化的特点。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固化受到特定政策效果的正反馈、道德正义性以及政治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力量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外生环境的震动与刺激和领导集体的战略决心增强的情况下,它会发生积极的调整与变化。剖析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内涵、特性及其演变,能为理解中国外交的微观基础以及处理好中国的相关争端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与世界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经验,吸收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安邦的思想内核,同时深刻汲取了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这充分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包容性、先进性、集成性、思辨性和人民性,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党和国家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为创新国家安全理念和认知,丰富各国国家安全道路选择,解决现代化进程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思潮、理论、政策: 冷战后主流国际政治研究的新动向

冷战后主流国际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在思潮方面主要有“ 共产主义失败 论” 、“ 历史终结论” 、“ 文明冲突论” 、“ 民主和平论” 、“ 第三条道路” 、“ 主权理论” ; 在理论研究方面主 要有“ 建构主义理论” 、“ 后现代主义” 、“ 全球治理理论” 、“ 国际社会理论” 、“ 国际机制论” 、“ 多边主 义” 、“ 现实主义” 、“ 世界秩序新论” ; 在政策方面主要有“ 人权外交” 、“ 新干涉主义” 、“ 单边主义” 。这 些不同方面揭示了各自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三者间的相互关系, 预示着未来国际政治研究的 发展趋势 。     

中美俄的亚太战略互动:动因、特点和理论建构

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亚太战略呈现选择性和进取性的特点,并出现了竞争因素上升的趋势。三国在多维度和复合型因素驱动下,正在进行新的战略筹划和投棋布子,力图在未来10年及更长远时期内的亚太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的战略地位。中美俄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军事活跃程度则居全球前列。三国的亚太战略和互动的影响远远超出地区范畴,影响到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有鉴于此,需要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博弈和地缘战略理论,以发展和创新的思维审视中美俄在亚太战略互动的实质,努力做到趋利避害,塑造更加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潮流发展的国际环境。     

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构的思考

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有四个基本来源,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国外国际政治理论的引进与吸收、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发扬光大、当代独立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衡量必以后二者为标识。本文在全面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概述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中国特色与中国学派的建构历程。笔者认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出现了哲学路线、外交史路线、政治思想史路线、国际关系理论路线等四种探索路径。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根基尚不坚实,研究缺乏原创性、科学性、独立性,还未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理论话语体系。面向未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需要密切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即确立中国重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实现独立的理论创新,为建构更有解释力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做出贡献。     

国际移民视阈下移民动因理论再建构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口流动的模式逐渐由以往单一的"外流"或"回流"的线性模式转变为循环往复式穿梭于各国的"环流"模式。人口跨国流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移民理论的多样性,我们难以用一种理论、一种视角解释其动因。跨学科的国际移民理论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自发性人口流动的交互性与多面性。本文试图批判性地审视现有的移民动因理论,并在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公共政策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基础上,从整合的视角探讨移民流动的内隐性、外显性和干预性三大动因。最后,本文在三大动因基础上构建了"IPIS模型"。对移民动因理论的再建构不仅有助于我国遵循人才流动的规律、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人才流动机制,也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对话。     

试论习近平外交哲学思想的建构和建树

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外交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从哲学和理论的高度对当代中国外交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加强了哲学的建设、发展和运用。习近平外交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当代化的最新结晶,也是中国对当代世界外交哲学建设的重要贡献。因而,习近平外交哲学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指导着我们超越局部、从全局高度认识世界和有效地解决问题。在中国内政外交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刻,发扬中国共产党"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对增强外交的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牢牢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积极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努力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治理中的制度设计：反向建构的过程

一直以来,国际海洋制度的变迁呈现出以传统霸权思想为主导的排他性、扩张性和无 序性特征,形成从内到外的诉求表征和自上而下的需求导向,最终达到以理性选择和规范性约束并 重的制度演变。制度设计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视角,对优化制度应对全球性问题和促进集体行动有 着重要意义。该理论以反向路径研究个体对制度本身的影响,着重讨论制度形成的起源,强调类似 于理性主义的选择过程,打破了关注制度对个体的约束和协调效应的定式思维。探索以制度困境、 设计过程和设计特征为主的要素分析,强调理性主义之外的规范性、关注要素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 横向效应,从宏观的角度解释推动国际制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可以为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 借鉴。     

"中国-东南亚学"的具体建构和深化研究--刘宏教授《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述评

2000年,新加坡学者刘宏教授提出"中国-东南亚学",是为区域研究中的理论创新.3年之后,作者立足新加坡,进一步在时空的经纬上,就当地华人社会作出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比较,以阐明新加坡华人社会在二战结束以来所呈现的本土、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互动和模式变迁.综观全书,作者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的学理脉络与起承转合蕴含着"中国-东南亚学"的理论框架,其分析的旨趣和研究的归依表达了作者体系化工程的努力.     

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产生、演进与建构

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是我们把握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关键主线,也是了解同期地区主义与区域安全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途径。安全复合体的出现为开展地区安全合作创造了条件,也是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起点。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安全连续统一体的演进规律,地区安全结构经历了从冲突竞争为基调到对话合作为主旋律的显著变化。东盟国家一方面借此调解和缓和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达到团结和整合地区安全力量的目的;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推动"地区中立化"的安全机制,实现冷战两极体系下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平衡和稳定。从寻求"共同安全"到地区"合作安全"的最终建构,东盟把一个分裂对抗的东南亚逐步发展过渡成为一个团结互助、相互依存,愿意为了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而共同奋斗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合作典范。同时,冷战时期培育"合作型"安全复合体的实践培养了东盟国家间的政治安全互信,增强了对地区的认同,这为冷战后东盟地区安全结构向更高一级的"安全共同体"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并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程度、社会认知深度、治理行动速度等都明显逊色。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他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但其议题安全化的分散性却不利于建构整体性的安全认知。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体现在生态、治理目标、谈判、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四个层面。生态层面是指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认知;治理目标层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爱知目标"与安全的联系;谈判层面包括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以及主流化等议题;各缔约方及其他行为体层面不仅在各项议题上表达各自关切,同时也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建构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等多元安全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导致了该问题虽然在话语上进入了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认知,难以提供简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标和路径,不利于推动全球有效治理。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国家间信任建构:理论框架与现实路径

信任是影响国家间互动的重要变量,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把信任问题的研究从国内社会层面扩展到国际社会,开始探讨国家间的信任建构问题,信任由此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广义的信任概念出发,分析国家间信任的内涵、结构、条件和路径,构建国家间信任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为框架评估当前东亚国家间的信任状况,探讨东亚地区互信建构应遵循的现实路径。     

初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

伟大的变革时代总会伴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风生水起,物换景移。30年来,随着中国外交实践与经验的不断累积,并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之重大变革,中国的学术理论界一直在努力作出理论回应,尝试着理论创新与知识变革。今天,非洲研究正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拓展的新边疆,成为理论创新的新天地。从一个更长远的未来——中国发展进程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变动的大背景来看,非洲研究这一学术新边疆之探测与开垦,对中国学术现代品质之锻造——诸如全球视野之拓展,世界情怀之建构,主体意识之觉醒,中国特色之形成,等等,都可能具有某种重要的引领与增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