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法律信仰”命题的批判

自从1991年《法律与宗教》的中译本出版后,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被形同虚设”的观点被中国法律界学者迅速接受,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我国大多数法学学者认为中国法制建设中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缺乏“法律信仰”造成的,只有建立起“法律信仰”,才能真正实现法制现代化。但也有少数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通过理论分析论证法律是不能被信仰的。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查,法律信仰的命题也是不妥当、不合适的,它既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会导致权力崇拜、专制主义的兴起等严重危害后果。     

法律信仰的文化因素评析

法治从精神层面上讲的是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当这种观念成为普遍的社会信仰,并支配着社会主体的行动时,法治才能实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只有从内心敬重法律、信仰法律,法律才真正发挥作用。本文就法律信仰的文化因素做了简要的评析,以期对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有所助益。     

对中国“法律信仰”命题的批判

自从1991年《法律与宗教》的中译本出版后,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被形同虚设"的观点被中国法律界学者迅速接受,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我国大多数法学学者认为中国法制建设中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缺乏"法律信仰"造成的,只有建立起"法律信仰",才能真正实现法制现代化。但也有少数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通过理论分析论证法律是不能被信仰的。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查,法律信仰的命题也是不妥当、不合适的,它既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会导致权力崇拜、专制主义的兴起等严重危害后果。     

法律信仰之探讨

“法律”在现代法治国家被确立为“至上”的地位,为了维持这种地位的永恒,注定它不能仅仅被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来重视,而应形成一种民众的法律信仰。本文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过程入手,论证了法律作为信仰的历史合理性：并通过研究法律信仰的对象来探讨“法律应如何被信仰？”     

法律信仰命题的交锋、探源与出路

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曾掀起轰动的大讨论,主要观点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大阵营。通过分析法律信仰命题的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可以发现,中西方对法律信仰的理解存在极大差异,中国法律信仰命题其实误读了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命题。中国法律信仰命题争论的可能出路是以"法治信仰"替代"法律信仰"。     

中国法律仪式和法律信仰的构建——以法袍、法槌的引进为例

西方有着传统的司法仪式以及法律信仰的文化,而这作为建设法治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文章简述了西方法律信仰主义形成的渊源和意义,指出了作为其中最重要方面的司法仪式传统,并对中国引进西方的法袍、法槌制度进行了分析。中国构建法治社会,首先要构建法律信仰的文化底蕴,而构建法律信仰,关键在于对法律的尊重,这可以从构建中国的法律仪式开始。     

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本文以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法律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为基础,认为法律信仰是一种误解。文中通过伯尔曼的写作背景和语言转化,说明了被误读的两点原因,从逻辑上分析了宗教与法律本质的不同及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下的不可能。     

让法律成为信仰

现代社会常常把法律当成一种实用的工具,其实法律更应该是根植于人们内心的信仰.     

浅谈法律信仰

伯尔曼的法律箴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完美的阐述了法律信仰的应然性和必要性.本文即从此出发分析了我国法律信仰的现状,从历史传统和现实中的法律现象两大视角透视我国民众缺乏法律信仰的主要原因,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公民的普法等多个角度,探寻培养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途径和方法.     

法律职业者法律信仰的价值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灵魂,当前中国面临着极严重的信仰危机。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离不开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者这一特殊群体,作为沟通法律与民众的中介,其坚定的法律信仰对民众法律信仰树立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刑法信仰的根基

刑法作为一种规范,不论是立法、司法都深深植根于某种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中。它自身会受到该文化和制度的制约。但是,刑法必须体现人的一定欲求。因为,只有刑法的价值真正体现出对公民作为人的本身的价值关怀,才能得到公民的信仰,刑法自身才具有生命力。于是,我们看到刑法的信仰获得就是这样一个互动过程:刑法是保障和发展公民人权的大宪章,寻找到了公民信仰刑法的根基;同时,公民通过遵守刑法和维护刑法的价值坚定对刑法的信仰。刑法信仰的根基就在于刑法必须植根于人的欲求中,体现出人的欲求,不得违背"常情、常识、常理"。因此,我国现行刑法要想获得信仰至少必须做到:刑法价值真正的转变;刑事解释的公正;刑事普法的观念转变。     

从制度修辞视角看法律信仰

法律能否被信仰?这是国内法学界近二十年来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争点。尽管法律信仰的理论有演化为意识形态的倾向,但法律信仰论自身是一种严谨的理论论述。法律信仰的论述理据,不应仅仅是伯尔曼所强调的法律与宗教在某种意义上的契合性或相似性,而且还在于即便完全不受宗教影响的、世俗化的法律,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传统、"事物规定性"的规范表达以及舍此无他的利益获取机制的内在禀赋。法律在实质上是基于价值、事实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的博弈结果或博弈的规范表述,是一种制度修辞。人们对一种制度修辞抱持不尽的热忱和追求,恰如人们虔信、又热忱地追求同样是一种修辞预设的上帝一样。所以,从制度修辞视角看法律信仰,饶有兴味——法律、法治本身是信仰的事业。     

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多向度追问

作为共同调整人类社会的规范,法律与宗教存在着千丝万缕、多个向度的联系。从目的指向来看,法律与宗教都关心人类生存的方式与意义;从思想和制度角度来看,法律中的许多思想和制度都发源于宗教和宗教规范;从西方法治建设的演进历程来看,西方法治的形成得益于人们从内心真正信仰宗教权威与规范的传统;从功能上来看,法律和宗教都有凝聚和调试社会等功能,共同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当下中国,深刻认识宗教与法律的多向度关系之于落实依法治国以及正确应对宗教社会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风险刑法理论曲解了风险社会理论,尤其是风险范畴的真实含义,混淆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的风险。该理论针对的是传统社会的风险,它对于传统刑法理论的颠覆是无根据的。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全球性、未知性、系统性、两面性,在古典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它们被合法化为现代化的"潜在副作用",古典工业社会的刑法无法化解风险社会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危机属于系统危机,需要系统性地解决,这首先有赖于科学和政治的制度性反思。面对风险社会的危机,刑法既不应无所作为,也不应鲁莽冒进,而应当是反思性的。     

为法律赢得神圣——中西法律观念的信仰基础反思

法律的存在离不开信仰的支持。西方法律的信仰基础成功地完成了从基督教到理性主义的转型 ,当代中国法律的信仰基础应该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公平与正义等信念 ,经过扬弃的儒家信仰可以作为合理的思想资源 ,被纳入当代中国的法治文化。     

成文宪法中的宗教内容比较研究

宗教信仰自由权是世界范围内各成文宪法保护的重要内容。与其他人权的宪法保护不同,宗教信仰自由权在各国宪法中具有扩散性保护特征。只有综合考量宪法规范中的宗教内容,才能准确理解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宪法规范保护。通过在各成文宪法中查找与宗教相关的关键词,可以发现宗教信仰自由权成文宪法保护具有普遍性。以宗教信仰自由权为核心,辅之以政教关系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宗教问题宪法保护的基本框架。从内容上看,成文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具有内容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相统一、主体自主选择与结社自由相结合的特点;从属性上看,宗教信仰自由权具有入世性与政治性并存的特征。     

作为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法律全球化"争辩的中立性批判

中国法学界的"全球化论辩"可以从"肯定"与"否定"这两种态度加以分析。以"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区分为参照性判准,可以发现,"反法律全球化"论者与对"法律全球化"持肯定态度中的"唯法律全球化"论者其实都处在着同"去国家化"相关的"法律一元论"这一层面上,只不过前者主张的是"国家法律一元论",而后者主张的是"非国家法律一元论"。"法律全球化"是一种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的包含"法律国际化"的进程,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论"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论"的开放性进程。中国法学论者之所以尊奉"法律一元论",实是因为教条性地尊奉"法律的唯国家意志论"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经典论说的结果。     

近代法治信念是怎样形成的: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中国思想界对于法治的信念,是在19世纪中晚期孕育与萌生的。这个过程体现了中国思想界对于固有文明秩序的重建。从思想史的角度上看,法治信念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在19世纪中期,思想界出现了对于传统文明秩序的质疑与批判,这是法治信念诞生的精神前提;洋务运动期间,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从工商救国逐渐转向议会救国,这是法治信念形成的经济与政治提前;甲午中日战争加重了中国文明秩序的危机,促成了从根本上改弦更张的时代要求,以民主立法、政府守法为核心的对于现代法治的信念终于形成。     

晚清“公法中源”说初探

"公法中源"说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绵延至20世纪初,相继得到了洋务思想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维新思想家的推磨和倡扬,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退的演变历程。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第一,早在千余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国际法。洋务思想家和丁韪良分别探讨了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实体基础和历史实践。第二,中国古代国际法具有普世价值。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把孔子及《春秋》说成是近代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把"公法中源"说推向极致。"公法中源"说在晚清的出现与发展深受历史、现实、理论三重因素的共同制约与作用。作为近代一种会通中西公法文化的理论学说,"公法中源"说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存在由于方法错误和理论缺陷而导致的若干消极影响。     

道德信仰研究综述

道德信仰被理解为对道德目标的信服与崇拜，它是对道德生活的超越性把握。道德信仰赋予道德以精神本体，同时又是人的精神生命形式。善恶因果链的断裂、两种明的冲突、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道德体系自身的缺失等导致了道德信仰危机。对道德信仰危机既要有忧患意识，又要持乐观态度。重塑道德信仰的基本途径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法制化。道德信仰研究的存疑颇多，如，道德信仰能否科学把握，其理性与非理性如何统一？对道德信仰危机的否定性评价的标准是否具有自明的真理性？道德法制化与道德的自由精神有无冲突？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