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分析

社会契约的“订立”旨在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作为国家“存在原理”,社会契约主旨是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其终极关怀是人民的福祉——保障安全、自由、财富和尊严等。但这些可欲的价值的实现须符合一种正义的原则和道德要求:平等对待和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每一个立约者。平等、互惠构成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基础和道德义务,也是社会契约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不保护弱势群体,社会契约目的就不能达到,政府合法性就被质疑。弱势群体保护需要对社会契约进行动态完善——创新保护模式、着力后续调整、突出经济权利、建立诉讼制衡机制、高扬人本立约观。     

霍布斯、洛克、卢梭之社会契约理论解析

霍布斯、洛克、卢梭是社会契约理论最重要的论述者。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建立在霍布斯、洛克奠定的理论基础上,但又有创新之处。从社会契约理论中的授权范围、订约过程和与主权者的关系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他们观点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我们加深对社会契约理论的了解是很有益处的。一、授权范围社会契约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是,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时,将自己在自然状态中享有的权力交给新结成的主权者,由此进入政治社会。这在霍布斯、洛克、卢梭三人的理论中都有清楚的体现。但是,人们究竟把什么权力、哪些权     

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

从身份到契约是梅因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著名概括.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进程也可从此角度作一理解.一方面,旧的身份传统如宗法观念家族关系和相对较新的政治身份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所有制之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而逐渐淡化或退出历史舞台,契约关系与契约观念逐渐生根;另一方面,某些旧的身份传统仍严重存在,如城乡之别、官民之别、家族关系等.超越身份传统走向契约社会的关键是平等化、民主化、市场化和观念的现代化.     

契约社会的矫正——从契约到身份

与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变革相一致,人类实现了由传统的非法治社会向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变。而面对契约社会自身难以调和的矛盾,人们开始对契约社会进行矫正的探索。可以说从契约到身份是对契约社会的进一步矫正,是让契约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得到真正的实现,是对契约社会自身缺陷的弥补。社会法的规范理念为"从契约到身份"的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基础

根据订约语境的不同以及契约传统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社会契约可分为同意型社会契约、互惠型社会契约、平等型社会契约和人本型社会契约。社会契约视域下的弱势群体可相应界定为:没有实际参与同意过程而使缔约目的没有充分实现的人群;没有从社会契约中受惠并与契约伙伴同步发展的人群;没有在立约时被平等对待并予倾斜保护致其基本人权受到侵害的人群;没有在契约重大变更时处于有利地位而被作为功利考量牺牲品的人群。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责任基础包括:同意型社会契约政府责任之自由基础、互惠型社会契约个人责任之功利基础、平等型社会契约社会责任之正义基础、人本型社会契约动态完善之人道基础。     

市民社会、契约精神与法治建设

契约精神是市民社会的本质产物。在法治意义上,契约精神主要由信用意识、敬业意识和公民意识构成。契约精神不仅是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其本身还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契约精神可视为法治建设的灵魂。     

论传统社会的契约文化及其现代化改造

契约文化和契约精神并不相同，契约文化是指关于契约的精神性要素和制度性要素的总和，而契约精神则指西方社会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契约关系所蕴含的内在原则，包含着自由、平等、守信等精神。基于我国有着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传统社会中缺乏产生。现代契约精神的土壤。但是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契约文化却在我国源远流长，以至于一些内容和契约精神还有契合。追溯历史、远瞩未来，我想就传统社会契约文化的表象、体征以及现代化改造路径进行探求，见教于方家。     

社会契约与国家理性

国家理性也即国家的正当理性,它涉及国家的建构、国家的目标以及国家的保存等诸多重大政治、法律问题,而启蒙时期的社会契约理论,正是围绕为何要有国家、国家如何正当等方面予以解答的学说。在启蒙思想家看来,国家的存在符合人们的本性,国家的产生源于人们的理性选择,人们造就的国家体现了公共的集体人格。有关国家理性的内容,社会契约理论从国家的正当性、国家的道德性、国家的公道性、国家的中立性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在现代社会中,为了使社会契约论规制下的国家品性得以维持,提倡公民德性和加强公民美德的培养,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     

浅谈霍布斯的契约论对现代公民教育的启示

霍布斯较早创建了比较完整的契约论思想体系,其中所蕴涵的公民思想对现代公民教育的目标制定和内容选择等都有所启示。     

德国附随义务理论诞生的社会背景

现代社会生活复杂性趋势不断增强是附随义务理论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协作关系意识的扩展是附随义务理论产生的政治理念背景;传统侵权法与契约法的不足是附随义务理论产生的法律制度背景;诚信原则的＂超级适用＂是附随义务理论产生的法伦理背景;自由法运动的兴起,概念法学之衰微,是附随义务理论诞生的法学思潮背景。     

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辩证思考

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特性。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刑法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有的学者将这一理论同罪刑法定原则完全对立起来,因而对这一理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实际上,这一理论同刑法基本原则有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密切关系,不应该孤立地看待它们。同时,社会危害性原则同刑事法治环境也有着密切关系。在刑事法治环境欠佳的情况下,社会危害性原则可能被扭曲;在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社会危害性理论则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性别平等权

性别平等权是平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性别平等观侧重形式上的平等。西方女权主义法学立足社会性别概念,质疑传统的平等观,为性别平等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以社会性别分析方法重新解读性别平等权,关键是实现起点平等与结果平等、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平等原则与平等权利的统一。     

社会治理中的标准规制

当前的社会管理已经进入了“标准治国”的时代,标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为现代行政国家的硬件运转提供重要的“系统软件”。近期的一系列社会管理事件背后,不约而同都浮现出标准规制的问题。对标准的制定主体类型及其效力模式的分析表明,由传统国家立法机关主导制定的强制性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那些并不享有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和组织制定的非强制性标准虽没有直接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但这不意味着这样的标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如何完善标准的制定程序及纠纷解决机制需要行政法的更多关注和研究。     

社会契约视域下国家责任的理论论证

社会契约视野下国家责任的基本涵义是:国家源于人民的同意,政府基于人民的委托;反过来,政府恪守承诺、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这是国家与政府合法性之实质基础。社会契约视野下国家责任的生成逻辑是:政治国家是理性型构的产物;自然状态的非自足性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动因;人民一致同意是国家合法性的前提;国家合法性更在于信守承诺、履行责任,遵守自然法;国家的合法性还在于自身应是一个道德体;国家合法性的丧失与人民的抵抗。社会契约虽非历史的,但不减其合法性判准的实践现实性。     

试析我国社会保险法立法中的三个基本问题

《社会保险法》(草案)向社会全面征求意见工作在2009年2月15日结束,并被列入全国人大2009年的立法工作之一。本文认为社会保险法应当明确各项社会保险事务的立法权分配问题和政府自由裁量权的边界;明确各险种之间以及与相关事业的关系,界定承担社会责任的边界线;明确社会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社会福利权益法制化中的政策

在传统法治理论中,政策应当从自足的法律系统中被排除出去。但在当代社会,法律必须依靠政策的支持才能承担起促进公民各项福利权益的重任。在立法领域,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政策博弈为福利立法的正当性提供了基础,而国家政策的政治抉择则奠定了福利立法的基本方向。在行政领域,合理的政策规范有利于建构有效的福利权益实现机制。在司法领域,科学的政策能够不断完善保障公民福利权益的法律机制。     

反垄断视域下的金融资源配置和社会公平

金融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的前提是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而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又有赖于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金融垄断的现实困局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失衡,并且与其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影响了社会公平。破除金融垄断成为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维护社会公平的重点。通过金融反垄断制度的完善,引入竞争主体、优化竞争环境、引导竞争活动、规范竞争行为,构建具有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能够完善金融市场结构,为消除贫富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提供良好的金融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