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依法治村工作 推进农村法制建设:武汉市依法治村工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一、武汉市开展依法治村工作的基本情况依法治村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依法治市”的基础工程;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和法制建设,促进村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的迫切需要;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武汉是全国特大城市,农业人口仍占相当比例,据统计,     

浙江嵊州“村治模式”改变了什么？

在作为“世界领带工厂”的嵊州市,那些与色彩和时尚毫不相干的东西常常为外界所忽略。但是,嵊州市一个叫“八郑”的普通村落最近却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那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创造了惊人财富的中国村庄传奇不同,八郑村的故事是如此的平淡无奇,即使在浙江富裕村庄的排行榜上也无名无姓。2005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仅仅10万余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也才7864元。然而这并不妨碍一大批思考和渴望改善中国“乡村治理”的有识之士,对这个不久以前还默默无闻的偏远村落投以热切的目光——在那里,一大群与土地相守的村民以最朴素的方式改变了沿袭半个世纪…     

实施“四权”村治模式好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围绕“完善村民自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的目标要求,探索实行强化村党组织的领导权、规范村代会的决定权、落实村委会的执行权和保障农民群众的监督权为主要内容的“四权”村级民主治理新模式,建立起了权责明确、决策民主、监督有力、运作规范的村级工作运行机制,把党的领导过程,变成凝聚民心、实现民意、服务民生的过程,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有机对接。     

坚持依法治村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依法治村的实质和核心是村民自治,依法治村就是依法进行村民自治。如何坚持依法治村,如何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一是要处理好村民自治和坚持党组织领导的关系;二是要抓好四大民主的落实;三是要处理好村委会和村支部的关系;四是要全面推行一制三化。     

农村社区自治：村治制度的继替与转型

袁方成、李增元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撰文指出,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是决定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主导性和关键性变量。经济及社会的变迁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民主制度安排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的农村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发展特色,不同发展阶段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变革,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模式。     

关于依法治村的几点思考

实行依法治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它是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础工程。但依法治村有立法滞后、执法不公、村民素质不高等困难。我们必须在立法、执法和普及法制教育等方面付出艰巨的努力。     

"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之探微

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针对其运行失当的表现和成因,提出完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要进一步完善乡政村治的体制和<村组法>的实施细则,在乡镇民主制度方面创新.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党建引领 以制治村 民主管理——山东省章丘市推行“四五三”村治模式成效显著

章丘市共有2492个基层党组织、54605名党员。市委按照党建引领、以制治村、民主管理的总体思路,在全市908个村全面推行落实四会管村、五章理事、三网惠民(简称四五三)村治模式,着力打造阳     

论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冲突与调适——以实现乡政与村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为视角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明确界定了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关系,在制度框架内,它们理应在农村社会和谐共存,共同促进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然而,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乡政与村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难以化解。为此,我们应对相关法律与制度进行全面的审视,进一步理顺乡村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依法治国,实现“乡政”与“村治”的良性对接

中国农村基层“乡政”与“村治”的良性对接 ,是指两者在结构、机制和功能上的有机性、联通性和整体性。它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蕴涵着制度创新。其理论基础是政治体系中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90年代以来“乡政”与“村治”之间存在的非良性对接的现象 ,具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坚持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 ,全力推进村民自治和依法行政 ,发展农村经济 ,扩大基层民主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是实现“乡政村治”由非良性对接向良性对接转换的基本对策。     

中国农村民间纠纷的特质与治理系统工程

农村民间纠纷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转轨步伐的加快，农村民间纠纷日益增多，且调处难度不断加大。研究其特点及成因，探索妥善处置民间纠纷的方法与策略，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和公民的直接利益，而且对于保持社会安定，政治稳定、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转型与中国乡村权力结构研究--传统文化、乡镇企业和乡政村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改革促进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复兴、乡镇企业的崛起、乡政村治的建立等等导致了乡村权力结构中包含的具有各自利益需求和交换关系的主体--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乡镇企业、村民等等--不同身份特征的获得,并决定了他们有可能占有的资源及其相互的利益关联.对11省14个村庄的调查和比较,再现了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构.     

“资源消解自治”——项目下乡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逻辑

项目下乡背景下,一些村庄精英分子掌握村庄政治运作和公共利益分配,村庄权力格局失衡,普通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缩小,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本文以资源消解自治指涉这种村治困境。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项目制自身的运作机制导致乡政对村治的过度干预,而村庄社会变迁和后税费时期既存的乡村治理样态,构成项目下乡背景下资源消解自治得以可能的内外两方面原因。资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的出现,要求我们正视项目下乡带来的意外后果,以更为整体性的政策安排确保国家资源的政治、社会效益充分实现。     

乡政村治权力关系行政化探源及调适

乡政村治格局中,村自治组织存在着“附属行政化”的权力运行模式。乡村权力关系的行政化,其原因既有乡村干部主观上的认识偏颇,也有客观上的经济政治状况的制约,还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影响等。和谐乡村行政关系的构建必须寻求民主合作化的权力运作模式,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更好地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     

苏州阳澄湖镇产业发展模式研究——以消泾村、枪堂村为例

该文以苏州阳城湖镇下属消泾村和枪堂村为例,尝试通过对其产业发展模式的归纳与总结,展现苏南地区普通乡镇当前的产业结构、产业生态化发展形势、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城乡一体化建设等情况;继而发现一些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的讨论。     

阶层分化、富人治村与基层治理的重构——村庄社会关联的视角

农村阶层分化形塑出了极其复杂的村庄政治现象。通过对当前农村阶层分化的状况及社会确认机制的考察,可以从村庄社会关联的角度,具体地呈现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状况和互动机制,并揭示当前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村庄阶层关系的特质及其后果:富裕阶层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动员能力,主导了村庄选举,形成了以富人治村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格局。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广大的中下阶层被排斥在村庄政治权力和利益分配之外,基层治理隐含着严重的阶层冲突。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民自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制约关系分析

本文从乡镇自身、村民自治与村委会关系两方面探讨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冲突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 ,并就此提出了若干对策。     

单摆模型:一种解读乡政村治的新范式

乡政村治,一个耳熟能详的范畴,如何实现该范畴的“最惊人的变故”(恩格斯语)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厘析乡政村治并取得丰硕成果,在运用范式分析方面更是成果喜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对一种新范式进行剖析,构建国家、基层政权、基层社会三者博弈过程的模型,通过分析试图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