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对外依存度偏高的风险,而经济上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回顾一些大国的对外战略可以看出,相互依存直接影响对外战略,对外依存度过高会导致战略自主性的下降,从而极大缩减战略选项,甚至在一些关键节点不得不诉诸战略冒险。中国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的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略自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技术和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全面自主发展。因此,中国的大国战略必须在外向与内顾、国际与国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更为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将全面深度改革开放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唯其如此,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才能行稳致远。     

中国对外战略的确立与调整

本文以史实为依据，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对外战略进行了客观分析与研究，指出：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６５年３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执行对苏“一边倒”对外战略；从莫斯科会议召开至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推行“世界革命”（即“四面出击”）战略；从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执行“一条线、一大片”对外战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执行全方位开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本文认为，中国对外战略贯彻始终的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全面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对拉美援助：目标选择与政策转型

尽管拉美不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援助却一直是中国对拉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拉美外交的有效政策工具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援助古巴，不仅是寻求与古巴建交，而且期望在外围地区对美国形成战略牵制。70年代，中国的援助政策推动了中拉建交高潮的到来。八九十年代，在巩固和扩大外交阵地的同时，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开始强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拉美的援助力度，大型标志性成套项目增多，特别是人道主义救灾援助成为新时期对拉美外交的亮点。中国对拉美援助政策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对在拉美利益认知的转变，即从支持反帝、反殖、反霸转向支持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从“涉台斗争”转向强调经济、科技和文化外交。中国对拉美援助是当前实现中拉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在拉美构建“软实力”的关键环节。     

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     

认同、规范与外交政策：“和合”文化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变迁

孔孟儒家文化精粹的＂和合＂,是中国人构建以伦理为主导的社会秩序的认同体系和行为规范,＂和合＂文化与天下主义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文化要旨。从外交政策的文化视角,通览中国两千多年的对外关系史,＂和合＂文化始终贯穿其中,是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主脉络。＂和合＂对于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得失评析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后直至50年代指导我国对外交往活动的大政方针.这一外交战略的实施对改善我国的国际生存空间,粉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封锁、遏制、禁运的阴谋,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由于这一战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难免存在一些弊端.     

日本对非政府开发援助述评:外交战略的视角

经济外交是日本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强项,政府开发援助(ODA)是日本外交传递价值观和实施外交政策的载体与积极手段,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随着国际环境与国内条件的变化,日本外交目标与战略视野逐步超出亚洲地区而扩至全球,日本ODA的核心理念也发生转变,战略援助成分增加,作为综合安保的手段,与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直接挂钩.日本对非援助外交经历了从重亚轻非到经援铺路、政经并举挺进非洲的演变过程,具有保持与国际援助潮流同步、牵制中国对非外交、保障能源资源供给战略安全、谋求实现“入常”政治大国梦等方面的政策意义,是考察日本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     

国际化视阈下“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完全是一条政治路线,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提出,是总结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产物,也是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需要,有助于消除斯大林对中共和政府的偏见,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寻求了必要的国际支援。但是＂,一边倒＂外交政策也有过于重视意识形态标准的局限性。     

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四大历史变革阶段。一是建国初期 ( 1 949年到 1 95 0年代末 )的“一边倒”战略 ;二是 2 0世纪 60年代的“两条线”战略 ;三是 2 0世纪 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 ;四是 2 0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战略。这种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充分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作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必然是适应时代变迁需要的产物     

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应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苏台三国四方在非洲不断升级的冷战竞争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对于中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国际冷战条件下推动革命外交的政策工具,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利用援助推动非洲地区的中左派力量结成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向非洲国家展示和传授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验,引导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显示,革命外交方针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综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援非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对非战略导致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趋于非经济利益导向,难以实现"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