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题报道（二） “牛河梁”是研究中国北方地区文明的重要标本

<正>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位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占据着重要地位。处于红山文化晚期,也是鼎盛时期的牛河梁遗址尤为重要。正如考古工作者所言,“牛河梁”不仅是研究红山文化的突破口,而且开创了中华传统文化礼制的先河,并在玉器的形制和制作技艺等多个方面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破解中华文明起源之谜

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重点。该工程将寻找“五帝时期”以来中华文明发源发展的真实脉络     

炎黄子孙的祖先确是炎帝黄帝吗——揭开中华文明起源的千古之谜

中华文明的历史从哪里开始?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存在吗?一个个文明之谜,困惑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也诱惑着一代又一代学者。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国科学界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正在积极筹备“争取早日启动”又一个国家级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     

论“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基本意涵与话语体系建构

“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其实质上就是提升内嵌了中国本土原创性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等多元文明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影响力。从理论背景切入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问题,明晰“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命题的生成逻辑,从而找到制约中华文明影响力扩大的核心难题,即尚未形成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从话语内容、主体、传播方式出发,以话语体系基础建设为“纲”,以培育专业化对外话语人才队伍为“基”,以数字传播空间为“云”,建构提高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立体式话语体系,从而破解中华文明被西方国家边缘化、赋魅化的困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自信与世界意义。     

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浅析恩格斯的“国家观”

恩格斯的国家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国家观的继承,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与经验分析的研究方法,阐述了他的国家观,即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发展和消亡的规律等。通过分析研究恩格斯的国家观,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国家的本质,为新时代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提供借鉴和思路。     

谈“中华一体”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理论提出后已广泛地被应用于研究。统一,就是一体;多民族,就是多元。一体与多元,在研究中势必为学术界所共识,成为当前研究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思考问题。研究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基准,是古代国家政体的整体结构。后汉荀悦在《申鉴·政体》中,把我国古代国家的整体概念为“天下国家一体”。从历史发展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创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文明”追求,萌发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青春之文明”构想和对“俄罗斯新文化”的向往,是在文明反思与抉择中生成的以马克思主义关切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新型概念表达。新启蒙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澄明对待中西文明的正确立场,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高度现代文化”锚定了自身文明追求;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和“西化”思潮,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指明中华文明“向前”的方向;新时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语境中坚持守正创新,以“第二个结合”创新方法论正式提出并全面形塑了这一重大原创性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是在古今中外对比和守正创新中对自身文明发展作出的创新标定,具有“术语革命”的理论想象力和实践引领力,支撑了新时代“文明”话语、“文化”话语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创新。     

马克思“跨越”思想的“世界历史”维度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跨越”思想是马克思晚年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东方国家特殊国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马克思“跨越”思想提供了时代境遇。在“跨越”思想中，马克思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作为基础转换理论视角，在“世界历史”语境下对东方社会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将“世界历史”的方法运用于分析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从“世界历史”高度把握“跨越”式发展的价值意义。“世界历史”维度是把握马克思“跨越”思想创新本质的重要逻辑线索。深入研究与正确理解马克思“跨越”思想的“世界历史”维度具有重要当代启示，包括立足马克思关于时代性质判断来认清我们所处历史方位，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奉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引领社会发展进步，在把握历史主动中充分利用全球化加快发展步伐。     

共产主义必胜的宣言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百年纪念

1884年,恩格斯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引用该书出自人民出版社1972年单行本。只注页码)一书,“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它历史地考察了国家发生、发展和不可避免地要消亡的历史,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被列宁誉为“研究国家问题”的必读的教科书而广为推荐。(同上)在《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的时候,重温这部经典著作是十分必要的。《起源》最后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对阶级社会的评断作为结束语:“……自从文明时     

破解中华文明的起源

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受到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但国际学术界只承认有断代史的三千年,前两千年只是神话传说,不能算是历史。那么,中华文明的起源究竟该从何时算起?它在早期的生存状态究竟是怎样的?是一个源头还是多个源头?     

论“和”

":和"是中华文明的根,是延续中华文明的一根线,它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使它在新时代又重焕发光彩。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由此带来了"和"文化研究的高潮。那么,"和"的起源是什么?什么是"和"?"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居于什么位置?如何评价"和"?"和"有什么用?诸如"和谐"之类与"和"有关的词还有哪些?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思考。     

美国“和平演变”战略思想的决策和实施

社会主义各国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认真地研究和分析这种思想,揭示其具体形成和实施措施;对我国防止和平演变,彻底粉碎和平演变,捍卫社会主义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利用大众传播工具与社会主义国家打“思想战争”美帝国主义者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力量在和平演变中的决定性作用。反共老手杜勒斯早在1950年所著《战争或和平》一书中就鼓噪要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争”。肯尼迪上台后又强调“我们的国家更需要的是思想威力,而不是原子、财政、工业乃至人的威力。”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则宣称:“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     

评所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普遍性的历史品格的失落”——与佘树声商榷

佘树声同志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中三个缺环》一文中说:马克思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的基础上提出俄国社会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可能性,作出了对资本主义起源“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的结论。并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矛盾,是他思想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是对“资本主义存在普遍必然性的否定”,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普遍性历史品格的失落。”(见《人文杂志》1989年第一期)本文仅对上述观点提出商榷。     

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内在逻辑——“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探析

“政治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围绕“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主题“,政治马克思主义”构建了“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在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新社会运动和当代西方左派思潮的兴起的背景下产生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理论资源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近代西方学者的财产理论、当代西方左派学者的现代性思想等。“政治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围绕资本主义起源、全球化、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超越资本主义等问题展开了论述,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这有助于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认识,也对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     

香港“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意义和实效

香港“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意义和实效郑计划一、我党第一代领导人的“长期利用”香港思想探源１９４９年开国大典，新生的人民政权严正宣布，废除历届政府与外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香港问题纯属三个不平等条约所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４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     

辽西朱碌科的“九曲黄河阵”

<正>辽西的西部有一个名为“建平”的县城,其悠久的历史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这里诞生过被美、英、日、印等国学者称之为“世界性发现”的“红山文化”,在此出土的女神头像被誉为“东方维纳斯”。境内还存有战国时期的燕长城、金代古塔、辽代古城,丰厚的物质文化使建平县充满了古文化的深邃魅力。与之相呼应的是独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刺绣、独杆轿、     

“第二个结合”与“古今中西之争”

<正>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进程中,文明自身的更新迭代决定了其必然会面临如何处理当代与前代的关系问题,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决定了其必然会面临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在这种文明体自身代际之间以及不同文明体之间碰撞、调适过程中,“古今中西之争”逐渐萌芽、发展并成为推动理论与实践前进的重要议题。     

“愚公移山”:新时代党员干部道德示范的精神支点

毛泽东同志的“老三篇”从不同侧面树立了三个不同的道德示范典型。《愚公移山》因与中华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相通而彰显出典型的实践价值,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道德示范的精神支点。立足新时代,党员干部要弘扬“愚公移山”的四种精神：“坚韧不拔”的顽强拼搏精神、“埋头苦干”的实干笃行精神、“锲而不舍”的“钉钉子”精神、“知难而进”的历史主动精神。这四种精神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的历史情境下“愚公移山”精神的丰富内涵。     

“稻田治理模式”:中国治水体系中的基层水利自治——基于“深度中国调查”的事实总结

治水作为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在中国的国家产生和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国家治水体系是双层治理体系:一是政府主导的国家治水,主要是大江大河的治理;二是当事人的自我治理,主要是日常生产用水的治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稻作区,历史久远且范围广泛的稻作区治水事实却一直被忽略,甚至被既有的理论遮蔽。本文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发现,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国家治水不同,稻作区内用水当事人在小块水田经营上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依赖性和共同性,不但形成了多层级多样式的自愿的联合,而且通过自我决策、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水利自治,塑造了行之有效的"稻田治理模式"。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广大范围的稻田治理模式,因此成为政府主导治水的有益补充,与政府主导治水共同构成了中国双层治水体系,共同浇灌了中华文明,形成了双向国家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