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

中国宪法学研究具有五个方面相互关联的转变。宪法学过去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 ,现在正转变为一种相对中立的实证研究 ;宪法学过去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 ,肯定自己、否定别人 ,现在则对于外国的宪政理论和经验采取了更加谦虚平和的治学态度 ;宪法学过去只关注宪法文本的规定 ,现在则吸取了宪政发达国家的经验 ,强烈关注宪法文本的实际法律效力 ;宪法学过去仅注重阐释宪法文本所体现的某些抽象原则 ,现在则更关心宪法如何帮助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最后 ,宪法学过去将眼光放在“人民”、“国家”、“主权”等宏观概念 ,现在的焦点则转移到个人的宪法权利和体现于个案的宪法原则。中国宪法从“人民主权”到“人权”走过的历程 ,实际上标志着宪法学在方法论上从整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的转变。这些相关转变表明 ,中国宪法学正在构建自己的以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理论体系     

人权冲突及人权的协调实现

人权冲突是人权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人权冲突所产生的分歧以及人权冲突结果的差异又是人权理论上的一个难题。人权冲突由来已久,无论是谋杀堕胎人士的血腥,泰坦尼克号的惨烈,安乐死的艰难,或是大大小小无数人权冲突带给我们的困惑,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无奈。学习和研究人权冲突问题,掌握权衡冲突人权各方重要性的方法,妥善处理我国社会急剧发展变化中的人权冲突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也是我国法制社会迈向更高层次的需要。     

新中国70年人权研究历程及理论面向

新中国70年人权理论研究根植于社会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经历了以实质平等为导向,由实践到规范研究的蓬勃开展到革命话语下逐步遮蔽的奠基阶段;从思想破除遮蔽到以问题导向对话和沟通的探索式研究初创阶段;从生存权和发展权提出到理论争鸣实现人权入宪的研究深入阶段;从主体反思和论域扩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阐发的人权体系成熟阶段。这一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贯穿于主体塑造、价值追求、破除藩篱的理论探索,党带领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形成中国特色人权理论实践面向,人权理论面向古今中外渊源生发机制反复追问,逐步成为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三大支柱。新时代人权理论研究面向三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深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和话语表达,古今中外人权理论研究成果的交流互鉴。     

树立"人民最大"思想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

我们经常探讨是"法"大还是"权"大,其实他们都没有"人民最大"!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权力来自于人民,一切要为了人民,一切要服务于人民,一切要以人民为本,人民利益大于一切。作为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和公务人员,要时刻树立"人民最大思想",不要把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要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民,只有树立"人民最大"思想才能把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人权的内核——兼论“以人为本”的宪法涵义

宪法上基本权利的保障有其基础理论和核心内容,西方实证宪法和宪政理论都肯定“人的尊严”构成了人权的内核。人的尊严是人权宪法保障的哲学依据,是人权生长的原点,是对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种规范性表述,而非描述性表述,其中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表明“以人为本”已经从实证法形式上升为国家理念,构成了我国宪政制度建构的根本,是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宪政和人权理论与制度的坚固基础。     

最大“政敌”是腐败

新华社报道，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化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温总理强调，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试论幼年中国共产党的人权理论与实践

对人权的理解，不仅关系到对人权领域争论的焦点问题的认识，而且关系到人权保障制度的设置和完善。20世纪初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广大人民根本没有所谓的人权。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带领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为人民争取权利的斗争，使广大的人民享有了广泛的人权，对今天的人权事业仍有借鉴意义。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释论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之所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以确立和实现人民民主为根本价值追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其次,要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就必须建构起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协商民主是这些民主制度的运行形式。再次,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努力与创造,只有发扬人民民主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人民民主由此成为社会主义的活力。最后,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必须在社会主义阶段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使人民养成民主的思维和民主的习惯,从而为共产主义社会下的个人高度自治、自律、自由、自主奠定人性基础。     

论中国的人权:“实践-理论-话语”协同进化

作为人权领域的后发国家,中国在人权的推进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全面进步,引领了人权理论的转型升级、人权话语的传承创新和人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从历史进程看,中国人权理论在西方舆论的冲击下予以回应,经历了从接受吸纳到整理批判,再到塑造特质的过程。中国的人权事业需要“实践—理论—话语”之间的良性互构。这三者共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规划人民生活作为最大人权、促动人权的普惠性、坚持人权的多边主义等核心要素基础上不断迭代升级。     

依靠法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研究

美好生活是人民对于高品质生活的理想追求,而法治则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通过法治的平等原则确保人人拥有平等的人格、规定人人相同的地位以及赋予人人同样的法律机会,为人的尊严感的达致奠定基础.人民福祉是法治的根本目标,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确保不同群体之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地域发展上的互补...     

智慧社会的数字人权保护——基于“能力路径”的理论建构

如何为信息技术发展奠定坚实的伦理基础,并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妥善的制度安排是数字人权研究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理论上,数字人权的人性基础源于人的社会属性在智慧社会的拓展,而其法律渊源来自基础人权依据情境变化的拓展以及重要国际人权文件的背书。在内容上,数字人权由“网络接入权”和“数据自主权”两项衍生人权及其相关特定权利组成,并以防御、尊重、保护和促进机制维系个人、网络企业和国家三元结构的良性运作。在实践中,数字人权以“能力路径”为指导,通过创造良好的外部机会和提供有效的内在驱动提升个人数字素养,以在人权保障和企业发展之间找到恰当平衡。本研究既深化了数字人权理论,也为其与实践对接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筑起人民幸福生活的新梦想——西安市雁塔区丈八街办茶张村城中村改造纪实

改造城中村，是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平台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继续保持关键在提升城乡统筹力，空间在城郊，潜力也在城郊。因此，必须把城郊接合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积极推进城中村改造，着力打好这场硬仗。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启蒙思想家人权观念的基础上,通过深刻揭露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本质建立的。它指出无产阶级和人民要享有人权,必须进行革命,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实行社会主义,从而实现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根本性、历史性超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举争人权的旗帜,为中国人民解放和享有人权而奋斗。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以人民为中心,将争取人权与争得政权密切结合,将争取政治权利与争得经济权利密切结合,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党中央提出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宪法原则,我国人权事业展现出新面貌。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领导人的人权理念,从人权理论到实践,从人权主体到各项人权,从国内人权建设到国际人权交流、斗争,积极参加全球人权治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发展进入新阶段。     

“人民法官为人民”是法院工作的永恒主题

王胜俊院长把司法权的属性概括为：“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受人民监督。”这种属性决定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只能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条基本规律不会变，“人民法官为人民”这一工作主题不会变。     

论“数字人权”的新型权利特征

人权的代际划分具有一定的争议性,“数字人权”的代际性一定程度是政治判断。但代际人权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揭示“数字人权”的新型权利结构。“数字人权”的权利主体包括个体和集体,义务主体主要指向具有数字权力的企业和部分公共机构,二者呈对抗与合作的深度交融关系。“数字人权”具备明显的人权属性,尤其符合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关于人权的价值取向。从道德政治哲学看,“数字人权”构成了人权理论的最低“重叠共识”,与人的安全、尊严与平等价值密切相关;从实证法角度看,“数字人权”在我国和域外国家构成了宪法基本权利。“数字人权”对人权法提出了挑战,应设计符合个人/集体—数字权力主体—国家三元结构、同时能够有效应对侵害与合作深度交融关系的法律制度。     

关于美国“人权外交”的标准、地位与理论基础

美国的人权标准是以多重性为特征的利己主义标准，不能归结为双重标准。美国外交的实质是霸权外交，并不是人权外交；贯穿美国整个外交的主线是实力政策，而不是人权政策；美国对外政策的轴心是强权政治，而不是人权政治；人权问题只不过是美国整体外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武器和手段。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论，而人道主义干预论、人权无国界论、人权高于主权论，皆是由天赋人权论派生的、第二位的理论     

人权“亚洲价值观”的复活?——评《东盟人权宣言》

《东盟人权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东盟在实现东盟政治一体化以及建立亚洲次区域人权机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该宣言规定的很多人权规范都与国际人权标准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与1993年《曼谷宣言》的基本观点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东盟人权宣言》体现的人权"亚洲价值观"招致了国际社会的批评,但考虑到东盟国家内部的复杂状况以及东盟长期的人权政策,东盟国家建立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且强有力的区域性人权机制的道路仍然比较漫长。     

“人权的终结”六论

作为意识形态的人权成功波及全球,而作为实践的人权却面临着巨大灾难和困境,这形成了鲜明的悖论。尽管权利是自由主义的卓越产物,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却未能充分理解权利的运作。因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人权谱系和人权哲学对自由主义人权理论予以替代。作者主要从人权与自然法的革命性特征,人权与主权的内在联系,人权普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相互依赖,以及人权在追求人的解放和自我实现过程中对主体的分裂和重构等方面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