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农地产权创新的理性选择

在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农地制度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制度的生成和导致制度变迁.现行农地制度凸现出一些急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表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其作用至关重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结合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实践,在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基础上,科学归纳与概括其中蕴含的启示,从而为我国农地制度进一步创新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效率和公平搏弈：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轨迹

作者认为,建国以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经过了四次较大变迁,即两次强制性制度变迁和两次需求诱制性制度变迁。从农地产权变动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效率和公平的交互替代过程,效率和公平替代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效率和公平关系孰重孰轻、孰主孰次的实践检验过程。利用实践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合理设计当前的农地产权制度,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看,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注重技术、贸易程序,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无法形成超强干预,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协同演进,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制度变迁与经济利益关系的异动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从经济利益弱势群体的特定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和现实特点,对我国现阶段制度变迁同经济利益关系异动的关联性进行了一般分析,指出制度变迁的连续性、非均衡性、市场取向性决定了经济利益关系异动的频繁性、不公平性和市场趋向性.     

马克思土地产权权能理论对农地制度创新的启示

在马克思的土地产权权能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变更的一般规律,总结出马克思的土地产权理论对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启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制度变迁与农民土地权益演变关联紧密,由政府作为土地制度变迁的主体,进行制度创新,这是我国目前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有效路径。     

马克思地租理论视角下我国农地征用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文章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出发点,阐述了马克思地租理论中关于利益分配问题的基本论断,并联系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地征用现状,分析了农地征用利益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健全我国农地征用利益分配机制的实现路径。     

在农地制度和政府角色双重视角下的征地制度检讨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现行征地制度的重大缺陷导致土地市场失范无序、社会矛盾多重积聚.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中国现行农地制度事实上否定了以家庭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土地他项权利的存在,制度环境的不成熟使得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下,在征地过程中表现出过分掠夺的行为特征,导致农户和国家利益双向受损.重新安排与土地征用相关的制度,必须改革和完善农地集体所有制;回归政府角色,改革官员考评制度,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实事求是地解决现行"公共利益"征地问题;促成农民利益集团的组织化和强大化,健全农民利益代表机制.     

效率与公平博奕: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轨迹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主导阶段、乡村集体所有制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级阶段、家庭承包经营制的中级阶段。从四个阶段的变迁轨迹可以看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过程,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交互替代过程。同时也是所有权主体绩效偏好与农民绩效偏好趋同的过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趋势是：农地产权多元化,家庭承包土地物权化,农地产权流动化、资产化、价值化和货币化。     

论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

本文试图通过对强制性变迁模式与诱致性变迁模式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式.中心观点是,我国当前应采取以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并以诱致性变迁为主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式.     

第一位踏上澳洲大地的中国使节

“欢迎王国权大使光临”1972年12月21日,中国和澳大利亚驻法国大使各自代表本国政府,在巴黎签署了中澳建交公报。王国权大使和常玉林参赞带着翻译王其良和夫人朱成珉于当年5月1日,经香港去澳赴任。王大使一行从香港直飞澳大利亚港口城市——悉尼。刚一下飞机,澳大利亚外交部官员、澳中友协负责人及华侨代表手持鲜花,走上前来,热烈欢迎。朱启祯临时代办和其他打前站的同事们也到机场欢迎。没走几步,王大使等便被欢迎的人群团团围住,朱启祯代办只好在前面引路,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路两边夹道欢迎的华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个人的手里都举着…     

更新发展观念 实现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

经营城市的核心和关键是经营土地。城市土地资产管理工作要更新发展观念,加强政府对土地的集中统一管理,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增强宏观调控土地市场的能力,提高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的程度,实现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     

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分析

路径依赖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路径依赖提供了解读当代政治发展的一种途径。中国政治发展存在久远和深厚的路径，既有中国传统的路径，又有中国革命的路径，还有中国改革的路径。这些路径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必须考虑的基础。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必须选择好路径发展的方向，既要保持稳定、适合国情，也要审时度势、注意变迁。     

我国失业问题探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失业率呈逐年攀升的趋势,中国失业的原因包括总量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体制性失业三个方面,要使中国经济由"高增长、高失业"向"高增长、低失业"转变,必须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完善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     

泉州市土地征用补偿的实践探索与思考——兼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土地征用补偿工作的影响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征地补偿安置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文章考察了<决定>对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影响,总结了泉州市在这方面的探索及其经验,最后提出土地征用补偿安置的原则并就如何从法律政策上落实<决定>新要求提出对策思考.     

简析我国不合理重复建设

不合理重复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顽疾,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近来在汽车工业、冶金工业等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不合理重复建设受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中央政府的宏观调节力度、国有企业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要避免不合理重复建设,必须从投资体制、市场机制、税收制度、考核制度、法律规范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     

当代中国反腐败问题探析

腐败是寄生在现代国家肌体上的一种痼疾,腐败的实质是公权私用,利益冲突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制度问题是影响腐败程度的重要因素.反腐败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联动与合作.应当探索当代中国反腐败工作的推进路径,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和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和办法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追溯和深层剖析

深刻剖析"自我革命"的理论实质必须要坚持党自我变革的根本性和彻底性、新旧事物的替代性以及自我更新的内在规定性,以文本为依据辨清外延,厘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的"自我改造"不能等同"自我革命",从而进一步深入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向自我革命实践的飞跃性过程,从主体性塑造方面把握党实现自我革命的内在演进,从制动性系统方面深刻认识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双重引擎,从实践性路径方面深入把握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桥梁中介。立足于新时代党自我革命理论的内涵深化和外延拓展,推进自我革命理论的实践性转化,在强化主体创新意识中以"实心"有效提高党的自我革命能力,在增强双重动力系统中以"实力"有效驱动党的自我革命,在整体性拓展自我革命路径中以"实招"有效实现党的自我革命。     

壮志救国——东北大地上的中国少年铁血军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组织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刘景文反正抗日后将其队伍改编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五十六路。这两支抗日义勇军，在辽南“三角地区”给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１９３４年１月刘景文弃队入关，继而邓铁梅也离队养病。在这两支义勇军严重受挫、形势急转直下的危机关头，胸怀“复兴东北，再造中国”壮志的苗可秀挺身而出，聚集抗日志士，创建了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辽宁凤城人，毕业于东北大学，受东北抗日救国会派遣返回东北，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时任邓铁梅部义勇军总参议。他在协助邓铁梅开展敌后抗日…     

从村社本位到个人本位:农地制度的实践演变——以湖北罗村为例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严重的土地抛荒背景下,村组对土地承包关系的调整维系了基本的农业生产秩序,但这种做法并不为国家的土地政策所承认,由此而产生了土地确权中的大量纠纷和矛盾.在刚性的国家政策约束下,农民土地承包权利最终物权化了,这意味着村组依据村庄公平原则进行的土地调整变得无法操作.文章将以湖北罗村为例,展现农地制度从村社本位到个人本位的演进过程以及所导致的后果.由于土地作为农民生活保障和国家战略资源的双重身份,对土地的一项功能的强调都要以另一项功能所能承受的底线为限度.在此基础上,基层组织的转型与建设是当下调和两种功能的一条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