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知识的“死”与“活”——一个被中国法理学教材长期忽视的问题

绝大多数中国法理学教材属于灌输式教材而非启发式教材,偏重于传授正确性知识,忽略了学生对知识的探索过程.不仅学生获取的是“死”的知识,而且会使学生在理论问题上屈从权威,变得消极、教条,失去探索真理的兴趣.要“盘活”法理学知识,法理学教材应当变法理学知识的“传授”为“引导”,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自觉探索的精神,最终造就高素质的社会需要的法学人才.     

中国法理学的研究路径

各个时代的法理学是针对各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思考和回答。近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进路 ,即从自然法学到法实证主义再到法社会学 ,是西方法学家对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中国法理学研究也应该是围绕中国法制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断的展开。当今中国法制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即法的实施领域中的问题而不是立法领域中的问题。因此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主要应该围绕着怎样保证国家的法律在社会中得到合理地、正当地实施的问题而进行。从法理学研究的谱系上来说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法实证主义     

论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

文章详细论述了权利、义务、权力三大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源于权利的一元化衍生关系,并指出在确定权利是法理学的基石范畴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法的最基本矛盾关系的同时,也应确认并全方位地研究行为与规范、权利与权力等都是法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矛盾关系。因此,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的基本框架)就应是以行为为逻辑起点,以权利为逻辑中项或中轴,以义务及权力为逻辑张量或张力,以规范性和强制性为逻辑条件,从而以建成法治国家,实现法治社会,并以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逻辑目标或目的。文章并认为张文显教授和童之伟教授关于法本位问题和法学基石范畴问题的争论中,其双方的观点和理论实际上是可以相互弥补而使其能得以更加完善的。     

通往司法的法理学——中国法理学的现实主义路向

法理学研究与司法实践是建构法治国家的两个紧密关联的重要方面。当前中国法理学研究中存在宏大叙事和文本主义的倾向,在司法实践中则有死守"法律形式主义"的可能,两者因与现实脱节而构成目前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困境,而引致这种困境的则是占据主导的传统"立法者的法理学"。通过超越传统司法推理模式,转换"立法者"的姿态,而以法律现实主义的立场与方法,确立一种通往司法的法理学,或可摆脱前述困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历史境域:从特殊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

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应当立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身话语体系,在此前提下需要建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理论尝试,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话语一方面要将党对执政实践的自我表达的话语体系以及解读性评价作为特殊法理学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应当在历史事实、现实需要和未来社会之间建立某种平衡性联系.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终结论角度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乃至社会主义法治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属于特殊的一般法理学的范畴.定位于特殊法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包含了走向作为一般法理学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趋势.     

论中国法理学的实践转向——三十余年法理学学术史考察

随着中国法理学界对改革开放30年抑或建国60年学术总结的逐渐降温,针对现有材料做一番综述的综述就显得殊为必要。在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已有综述尽管涵盖宽广、视角多元,但是总的来看忽略了对整个学科思维的总结与评判,尤其是缺少了对实践转向的揭示。由此,本文力图在学术史的视角下,归纳出三十余年中国法理学转向的两个层次:学科整体与法学实践剥离到契合的转向和学科内部从单一宏观到多元微观的转向,并提炼出支配学科转向的实践主导意蕴。     

何谓法理学

<正> 法理学是一盘大杂烩,在它里面分类归纳着关于法律的种种普逼思考。法所代表的是什么?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对法作何种评价?法是如何得以进一步完善的?法是不是可有可无的?谁创立了法?我们应该到何处去寻找法?法对于道德、正义、政治、社会实践或者无法律保障的约束力而言,二者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恪守法规?法是为谁服务的等等?这些都是普通法理学所内含的问题。它们可能被忽视,但却不会消失。据说主张法律学者掌握法理学的正当理由是法理学能造就他们成为素质良好的法学家。我不赞成这种观点,至少就普通法理学而论并非如此,人们获得了法理学中法律推理和法律     

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回眸

本文回顾与探寻了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百年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客观规律。追根溯源,早在清末民初,由于西洋文明的冲击,国人法理意识就同维新变法和社会变革相伴而觉醒。民国时期,法理学呈现多元思想体系交错混杂的复合格局,既有所谓仿效西方的学院式“正统”法理学,又有以李达《法理学大纲》为标志的先进、科学的法理学。世纪中叶的社会革命催生出的新法理学,也历经磨难。如果说从五十年代“国家与法的理论”到八十年代“法学基础理论”的转变开启了中国法理学迈向理性化、科学化的航程,那么,从“法学基础理论”转变到九十年代的“法理学”,则标志着中国法理学从政治哲学之法理学进化到法律科学之法理学的基本完成。而法治目标模式的确定又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希望与不绝活力     

法理学与两本《法理学》教材

法理学之为法理学的根本在于它是一种使人过有善德的生活的知识。现代法理学逐渐向科学的靠近,逐渐模糊和开始遮蔽这种对法理学的基本认识。在我国,这种趋势集中体现在法理学教材的编纂和体现在其中的基本认识。本文通过对两本法理学教材对法律的历史、基本的法律立场和法律技艺的处理的比较,从而凸现这一现象,进而指出法理学教材编纂所应当持有的法理学的知识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

新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有标志性成果。 2 0年来 ,法学界围绕依法治国和法学理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现在 ,法理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已经确立 ,形成了一支可观的科研队伍 ,取得了大批科研成果 ,具有了一定的实践参与功能 ,对外学术交流也扩大了。这个时期 ,法理学发展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但仍有不少明显欠缺。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间坐标,应当着眼于“后礼法”这样一个关节点。在“后礼法”时代,既要认真对待“礼法”时代之“礼”在“后礼法”时代的历史遗留物,更要积极应对“后礼法”时代本身对于中国法学提出的挑战。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空间坐标,应当从“中国与西方”这种传统的法学空间图式,转换到“中国与世界”这一新的法学图式中来。在传统的“中国与西方”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西方法学来定义的,在“中国与世界”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世界法学来定义的。通过建构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有助于中国法学树立起自我意识与自主观念,承担起为世界法学做出“中国贡献”的责任。     

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

法理学是一个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基本问题的学术门类 ,与法律哲学或法哲学含义相同 ,都是探讨法律的一般性问题的学科。与其他法学门类相比较 ,法理学的对象超越了实在法规范 ,甚至更多地以相关法律思想和学说为研究的直接对象 ,从中获得思考现实法律问题的精神养料 ,目的是建构和探索法律的理论问题。因此 ,法理学的意义主要在于开启心智、启蒙思想 ,提高法律职业者的理论思维能力。     

《反分裂国家法》的法理价值探析

《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是中央政府长期对台政策的法治化选择。以这部法律为窗口,可以看出执政党推行依法治国的决心、信心和水平的提升。《反分裂国家法》是宪法性法律,是公法,是实体法也是程序法,同时也是和平法而非战争法。仔细审视这部法律,可以看出它还充满着和平、宪政、法治和人权的法理精神。     

我国法学教育的窘境与出路

法学教育关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广大法学生的切身利益。近年法学教育处境尴尬,原因主要是盲目扩招、错误的培养方向以及落后的教育方式。改革势在必行,要转变观念,对法学教育目标重新定位。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法学教育应以培养社会需求的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为主。为此,应适当限制招生规模,改革传统的教育和教学模式,大力发展和培养实务型师资队伍,多管齐下,力争培养出受社会欢迎的应用型法律人才。     

主题变奏:中国法学在路上——以法理学为视角的观察

文章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审视了我国法理学的发展,从其主题变奏的十五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勾勒了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基本面貌.     

法理学、法哲学关系辨析

当前我国把理论法学与法理学视为一体 ,这不符合理论法学内部学科分工的要求 ,也正是我国理论法学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特别表现在法哲学与法理学的不分上。法理学研究主要是为了指导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 ,使立法、执法、司法工作有一个统一的和明确的指导思想 ,以保持其高度地协调一致和有效地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中。法哲学研究则要探索所有法的本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显然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层面。     

中国法学的概念解析——兼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在概念分析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中国性质、中国品格和中国逻辑。也正是这样的概念属性,决定了中国法学在当代或者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困境仍然是一种现代主义困境。因此,重申并更新现代主义内涵仍然是中国法学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必须面临的发展主题。     

人格刑法学的构想(上)

“人格刑法学”是在调和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近代学派的对立时提出的刑法理论。人格刑法学从相对自由的主体的人格出发把握刑法学中的人 ,根据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责任三个要件的犯罪论体系 ,把责任作为犯罪论的核心和最后的犯罪要件 ,从行为责任和人格形成责任两个方面探讨人格责任论     

走近"陕派律学"

“陕派律学”虽然形成于清末 ,但事实上 ,陕籍人士任职刑部由清初即代不乏人 ,可以说源远流长。陕派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一般都出身科举 ,由于任职西曹 ,究心于传统律学 ,取得骄人的学术成就 ,成为传统律学最后的高峰。不但如此 ,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在长期司法实践中 ,秉承了求真务实、重视民瘼的特点 ,在司法审判中表现出“公正”、“抗直”的优秀品质 ,不畏权势 ,公正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