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圈的界定及其关系处理

和谐社会的构建实质上是刑事法如何介入国民生活,如何合理界定刑法圈和如何配置刑罚量的问题。确定犯罪圈必须解决好刑法保障个人权益与保护社会关系之间的协调问题。     

犯罪处理非刑罚化研究

非刑罚化是当代世界刑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其实质就是强调回避刑罚的负价值,对犯罪行为采取非刑罚的方法实施矫正。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犯罪概念包含定量因素的情况下,对非刑罚化不宜采取冒进的态度。     

从非犯罪化的条件考察刑罚权的存在根据

刑法将一个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刑罚权的积极面,刑法将曾经属于犯罪的行为不再规定为犯罪是刑罚权的消极面。由于非犯罪化的主体是国家,它是国家价值评判的结果,也是国家对犯罪的反应形式,因而其实质在于刑罚权的退出,而非犯罪化的条件则是刑罚权退出的事实根据。当行为已经不具有法益侵害性、行为已经为社会公众广泛认同、对行为已经有更好的规制方式时,国家可以实行非犯罪化。但是,非犯罪化不能无视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不能导致鼓励犯罪和制造新的犯罪,在尚不具备非犯罪化的条件时,刑罚权理应积极地存在。     

刍议犯罪非刑罚化处置

犯罪问题的突出,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刑罚方法之于预防犯罪的效果及不足,并因此在制度上寻求非刑罚化的处置方法.我国在该领域的制度尝试和努力明显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而在该方法本身具备的某些优势已得到相当程度和范围认可的情况下,我国相关制度的改革几成必然之势.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论证该制度及其内容的合理性,从而为其推行构建必要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的原因

刑罚观念的转变和对刑罚功能局限性的认识,刑罚谦抑性以及刑罚经济思想成为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理论溯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现实根基和强劲支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必要性.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时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超利避害的人之本性,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 ,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 ,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 ,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 ,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 ,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 ,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刍议我国单位犯罪的刑罚重构

自1997年《刑法》以总则加分则的方式全面规定单位犯罪以来,十七年过去,《刑法》的历次修改未再次涉及,这使得单位犯罪体系粗糙的刑罚配置与疏漏颇多的刑罚适用问题得不到改善与解决。面对当前单位犯罪刑罚规定中处罚原则不合理、刑罚种类单一、处罚规定粗糙混乱等诸多问题,一条从单位犯罪主体重设出发,到刑罚独立体系构建,再到罚金刑具体细节调整的重构之路应被提倡。     

犯罪低龄化视角的刑罚

由于青少年犯罪率的逐年上升和恶性案件的频发,法律界出现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但刑罚功能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涉及到社会对刑罚价值的期望和刑罚功能的认同。对犯罪尤其是未成年犯罪的控制是一项综合社会工程,刑罚并不是唯一手段。     

论未成年人的犯罪与刑罚

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未成年人的特点,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不能适用死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论刑罚和行政处罚的关系与发展

刑罚和行政处罚是公法责任实现体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传统的公法责任实现体系以刑罚和行政处罚的衔接为基础,但现代法制带来的多元化的责任实现方式使传统的刑罚和行政处罚衔接的结构发生断层和交叉。立基于结果本位的犯罪观与立基于行为本位的犯罪观的冲突,引发了刑罚和行政处罚的衔接模式与劳动教养在关注焦点上的不同,前者以量的规定性界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以此作为责任实现形式体系的依据;后者以行为人的人格因素为关注焦点,以主观恶性为责任实现形式的基础。最终要实现刑罚和行政处罚衔接的结构与劳动教养整合,即公法责任实现形式的有机整合。     

性贿赂犯罪化研究

性贿赂犯罪在我国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多,给我国社会的安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作为一种新型的贿赂手段,性贿赂一直以来都是司法部门和刑法学界关注的问题。性贿赂是否构成犯罪,如何正确对待日益严重的这一现象,从法律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加以控制和防治,是司法部门与刑法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犯罪边界问题的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对一些行为在构成要件方面作出了完全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规定，同一行为，可能既符合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要件，又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构成要件，存在斟酌是作为犯罪还是作为违法行为处理的问题。在处理违法与犯罪边界问题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准确把握行为性质，履行检察职权。     

犯罪化基础论

犯罪化是刑法演进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犯罪化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是我国刑事领域的重要课题.犯罪化的具体实施受社会状况、科技发展、国际刑事合作、刑法观和法益保护等相关因素的影响,综合考察这些因素的实际状况才能使犯罪化在社会秩序与个人权利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在犯罪化的过程中,立法者和司法者除了要受到社会方面和法律方面因素的制约外,还应该遵守谦抑性、合法性与可行性等基本原则.     

恶意欠债不还行为犯罪化初探

恶意欠债不还的行为,已成为日常生活和经济领域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欠债不还,不仅严重侵害债权人的利益,更会阻碍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危害程度不容小视,应将此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发挥刑法保障法之功效。     

房地产违法交易行为犯罪化研究

提要从房地产违法交易行为的危害性、民法和行政法对房地产违法交易行为规制的局限性、国外立法对市场相关违法交易行为的规制、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对于证券市场违法交易行为的相关犯罪规定等方面来看,房地产违法交易行为应予犯罪化。在将房地产违法交易行为入罪的时候,可以考虑参照证券犯罪行为的相关刑法规定,增设编造并传播房地产交易虚假信息罪、操纵房地产市场罪两种罪名。     

单纯醉酒驾驶犯罪化理论依据探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单纯的醉驾行为作为犯罪化处理,司法实践只关注案件实体的处理,忽略了法理的探究。单纯醉驾之所以能够作为犯罪化处理,其理论依据在于:从客观上看,醉驾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增加了该行为发生交通事故的盖然性;从主观上看,行为人设定的醉酒行为是在故意状态下为之,并能预见和认识到自己在责任能力低下的状态下实施驾车行为;作为抽象危险犯中的该种行为,从一般生活的经验来看,也具有现实的引起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可能,在结果无价值理论看来也给予否定评价。     

“人肉搜索”犯罪化问题研究

＂人肉搜索＂侵犯个人信息,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刑法修正案（七）》提出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未将＂人肉搜索＂入罪,＂人肉搜索＂行为侵犯刑法保护的法益,并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应当在刑法中设置专门条款以规制＂人肉搜索＂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见危不救犯罪化之合理性质疑

“见危不救”的含义应当被限定在一个恰当范围内。只有不负特定救助职责或义务的人在能够救助、且救助行为不会给自己或者第三人造成危险的情况下的不予救助行为,才是应该讨论的对象。见危不救应否犯罪化的实质,是一定的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外国刑法中虽有对“见危不救”科处刑罚的例证,但在我国刑法中设立“见危不救罪”,不仅有道德根基不稳之虞,也违背动用刑法的“不得已”原则,对其科处刑罚不可能有效遏制此类行为的继续发生或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