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风险与道德创生

道德风险是主体行动的道德不定性及其社会后果的不定性。道德风险行为很有可能在冲撞既定道德的同时，蕴含着道德更新、发展的因子，此即道德风险的有利可能性——道德创生。道德风险的创生作用表现在：它使社会道德创新生长——拓展人类的道德思维，发展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信条；它依存于社会实践，推动新事物，创建新环境，促进社会发展。在人类开发和应用现代科技的进程中，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进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道德风险创生作用的发挥。而道德风险创生作用的实现，需要主导和主流的社会主体以开放性、发展性的道德思维来看待道德越轨行为；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尤其需要在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全面推进中，注重消除封建道德对大众道德思维的禁囿。     

经济形态与道德效益关系之探索

道德效益是指道德调整社会生活的实际状态或结果与社会道德目的或道德理想之间的重合程度。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着该社会的伦理文化精神、道德在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行为主体道德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状况以及道德结构，从而对道德效益的实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形态转型时期，各种道德目的、道德价值评价标准以及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存在，无疑将影响到道德效益的实现。因之，科学地解决这一系列矛盾以提高道德建设的效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试论道德规范的法制化

道德与法律均为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是法律的重要渊源，道德规范可以也应该法律化。但道德规范法律化不是随心所欲的。法律是现代道德建设的重要保证。     

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应以职业道德为基础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在以家庭美德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道德体系逐渐解体的背景下,需要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需要顺应中国社会的转型推动道德转型。相较于传统社会道德体系以家庭美德为基础而言,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则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提升全民道德水平的支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及公职人员应从态度、行动和形象上转变角色,积极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     

泛道德化批判之思:道德的越位与复位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加速,人际关系范围扩展,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智能化、自媒体化推动了人际社会交往的内容与形式的变革,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开放性、互动性及异质性大大提高,虚拟社会在现代公共场域中的影响力呈现爆发式增强。这些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必然且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道德观念。有道德的生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和基本的诉求,因而道德评判是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因。道德批判成为一切批判的前奏,同时也成为净化道德生活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如果将道德评判推向极端,形成泛道德化批判,由此就会产生诸多非伦理问题伦理化等伦理越位现象。因此,新时代道德建设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明确道德边界,即道德实践与实践主体的有限空间明晰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德批判观,将道德批判作为科学批判的价值引领,使道德批判真正发挥其积极引领功能,在差异性社会中寻求建立共同的利益机制,为重建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基础。     

论法官的道德自觉与法的确定性

法官道德包括个人道德内在自律和职业道德外在约束,法官的个人道德又包括作为常人的道德层面和高于常人的道德层面。道德自觉的法官既可在司法程序中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又能引领社会的变迁。法官、公众以及法律三者的道德价值取向,在实质内涵上都以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为根本。崇敬权利价值是法官道德信念的极致,是法官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升华。法官是现代法治社会道德共同体的守望者。     

现代转型社会机制下的法律和道德关系刍议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学上所探讨的现代社会转型期，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上都有着多种价值判断，人们在面对法律与道德的认知和处理现实问题之时出现了一种与原来价值判断相背离的趋向。鉴于此，本文试图寻找对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新的认知调整。     

道德阈限与道德教育的禁忌

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人“越道德越好”。事实并非如此，当道德行为超过一定的界限，会由于对他人理性自由的侵害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因而道德也有一定的阈限。道德教育，出于对人社会性需要的关怀，在现代已经不能仅由意图的“道德”而实现其初衷，所以，道德教育也有禁忌。道德教育的禁忌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传统表现为“自由”，现代则表现为“过多的干预”。     

浅谈道德与幸福

道德与幸福历来是伦理学家关注的两大问题.但是历来伦理学家所强调的却不尽相同.一些伦理学家强调道德,认为道德不仅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还是社会和个人的终极追求目标.还有一些伦理学家认为幸福是人的终极目标,而道德是达到这个目标而存在的手段.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如今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道德与幸福的问题也成为了我们需要认真审视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现代社会道德何去何从的重要课题.     

道德自由特质及其德育价值

追求道德自由是道德主体实现精神超越、完善自身道德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对于道德个体的客观要求。道德自由具有五方面特质：理性、超越性、独立性与共在性并存、自我决定性和实践性。本文将从揭示道德自由特质出发，来阐释道德自由对于道德主体及德育的现代价值。     

从道德与法律维持社会秩序的出发点差异把握二者间的互动

从中国古代的“出刑入利”到近现代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频繁互动的道德与法律之发展历程来看，同样作为维持社会秩序手段的道德与法律，它们在控制的领域上是部分重叠的。但它们之间在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同时，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出发点与调节方式。从道德与法律各自维持社会秩序的不同出发点，去把握二者间的互动，或许会对我们进一步明确道德与法律的各自特点，并充分发挥二者在社会规范意义方面的作用有所帮助。     

“五伦”与“新五伦”之探索

中国传统社会的五伦,从西汉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历代社会基本人伦规范,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步入近现代社会以后,由于受到现代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逐步丧失了其社会作用与功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学者在传统五伦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六伦、五缘等新思想,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在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过程中,综合当代诸多学者对于中国现代伦理、道德重建的积极理论思想的成果,尝试性提出"新五伦"的思想,以就教于学术界,也希望能对从事具体道德伦理文化建设的工作者有思想的启迪。     

论公共行政的道德特性

公共行政存在的客观性及特有的社会作用,确证了它具有不同于其它道德形式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1)从社会基本领域划分的角度看,公共行政道德是"公域道德"而非"私域道德";(2)从道德类型划分的角度看,公共行政道德属于"义务型道德"而非"功利型道德";(3)从道德践履的途径上看,公共行政道德是"责任道德"而非"权利道德"。     

道德责任：规范维度与美德维度

个人道德责任的确定性问题有规范与美德两个维度,二者不可或缺.现代多元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道德责任,是规范维度而不是美德维度的.现代社会存在着的道德去崇高取向,不能成为我们忽视美德濡养的理由.     

道德与法律的协调乃道德建设之关键

道德与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它们以各自不同的作用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今天，加强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是重中之重，而努力实现道德与法律的协调则是其中的关键。     

道德与法律的协调乃道德建设之关键

道德与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它们以各自不同的作用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今天，加强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是重中之重，而努力实现道德与法律的协调则是其中的关键。     

再论立法的道德代价——关于立法与公共政策的犯罪学分析

人类的一般正义和人的良善情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法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其他所有的公共政策也都具有道德“指引器”的作用.立法以及所有的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立法以及所有公共政策可能因失误而“自摆乌龙”,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导致社会资本的严重损耗,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一部“良法”、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应当起到守护人类一般正义和社会基本道德的作用.如果公共决策或者立法破坏了正义原则或者触及了原有的社会道德底线,是不明智的和危险的,它最终可能成为对不义和违法犯罪的纵容.任何一部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必须充分考虑它在道德(包括社会治安)方面的机会成本.     

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追问

见义勇为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进行见义勇为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而见义勇为立法涉及到道德的法律化问题,见义勇为立法发挥道德和法律的互动作用。本文从道德的法律化问题对见义勇为立法进行了法理探讨。     

法治与道德相结合: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依法治理和道德约束,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两种调整手段。法律以其强制性从外在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是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有力保障。道德以其教育感化的力量从内在对人们的行为作出指引和劝导。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法治不力,丑恶横行,社会治理必然困难重重。如果不注重道德建设,人心不稳,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难以妥善解决。因此,坚持运用依法治理和道德约束两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才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多视角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固有道德。本文从立法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经济学的角度对诚实信用的起源及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简要评析,以期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