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后对干群关系问题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冲破原有体制束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中国社会群体也加速发生分化,其中最早、最明显的是农民群体.工业化的进程不仅使农民在观念上由保守转为进取,还使农民在交往上由封闭变为开放.中国农民正通过自己的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办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和大规模区域流动,推动中国第三次现代化的浪潮,推动中国社会向纵深发展,推动中国农村社会分化为从事不同职业、具有不同利益、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     

教育公平与代际流动：罗尔斯“社会公正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接受教育作为一种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的制度化渠道的功能正在逐步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城乡和地区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导致的个体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中国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固化现状背后隐藏的地位获取机制问题。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的代际流动状态,先赋性因素对代际流动产生显著影响。罗尔斯的“社会公正理论”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固化问题的借鉴意义在于：第一,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保证个体机会均等;第二,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社会职位的开放性,以减少先赋性因素导致的社会成员地位的过大差距。     

付丽娟：改革开放30年社会流动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大大扩展了人们的社会流动空间，同时也带给了人们更多的横向和纵向的社会流动机会。横向的社会流动改变了人们的职业生活，纵向的社会流动又使人们的阶层地位和社会地位发生变化。自改革开放至今，社会流动机会之多，社会流动速度之快，社会流动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     

沿海农村的社会流动——来自 福建省福清市18个村庄的调查

本文在对福清市农村18个村庄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数据不仅分析了沿海农村代际职业流动、代内职业流动的趋向、流动率、流动速度,还探讨了影响农村社会流动的因素,并揭示了与农村社会流动相关的几种趋势.     

不同流动经历农村已婚女性日常家务劳动时间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不同流动经历农村已婚女性的日常家务劳动时间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显示,与本人和配偶均无流动经历农村已婚女性相比,本人没有流动经历但配偶有流动经历者的日常家务劳动时间与之并没有显著差异,而本人有流动经历者则明显减少.进一步分析发现,导致不同流动经历农村已婚女性日常家务劳动时间差异的因素是多元化的,对不同群体而言,流动经历只是一种外在的、显性的因素,农村地区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和个人基本特征则是内在的、隐性的重要因素.     

教育社会分层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研究:回溯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剧,教育社会分层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目前研究重视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探讨、突出教育地位获得因素的挖掘、强调教育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关系的分析,但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内在机理研究少;在研究方法上,专门的实证研究少;在研究视角上,全面关注的少。在今后研究中,需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教育社会分层理论体系的构建,探讨教育对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作用和影响机制,计算我国农村学生地位获得模型,关注农村学生的内心感触。     

影响女性阶层上升流动的社会性别因素——北京职业女性阶层流动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研究发现,不同阶层女性的上升流动经验差异明显;在争取向上流动的机会方面,女性个体较男性面临更明显的社会性别因素限制;女性个体反抗社会性别因素限制的力量有限,其"代价"也主要由个体承担;女性个体承担的"代价"对女性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负警示作用.因此,社会性别因素对女性上升流动的影响强化了落后的社会性别观念,不利于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实现.     

浅析当代农村女性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一般是指个人或群体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变动或移动。社会学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社会流动划分为垂直流动、水平流动、一生流动、代际流动、结构性流动和代内流动等六种形式。本文将着重从垂直流动,水平流动和代际流动三个方面,分析、探讨我国当代农村女性的社会流动问题。     

关于当前代际流动性问题的思考

代际流动的状况,反映社会进步的程度和分层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状况.一般来说,决定代际流动性的不外乎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和个人奋斗三大因素.确切地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主要是后二者对代际流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社会形态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更接近于开放的不平等社会.社会的不平等可能会带来二种对立的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力量.加大教育投入和教育资源的均衡合理分配,改变社会不平等结,通过各种政策措施、给年轻人更多机会去改变未来,是提高代际流动性的途径.     

职业流动、收入回报与性别不平等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探究两性职业地位流动的差异及对收入回报的影响为目的,通过分析2012年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全国六省市实施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大型调查数据发现:在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方面,部分群体面临性别不平等,表现为女性的职业阶层位置越低,其面临的职业流动不平等越严重;在职业流动对性别收入回报的影响方面,职业向上流动的群体中不存在性别收入不平等,但在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中,女性的收入回报会进一步下降。研究发现朝着更为优势的职业位置流动可以消解两性的收入不平等,朝着更为劣势的职业位置流动与不发生流动,女性的收入回报都显著少于男性。这也说明职业向上流动的努力型精英群体内部的性别较为平等,而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和没有发生流动的群体中的性别收入差距较大。     

公务员群体的职业地位分析

公务员既是当代中国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也是一种社会职业。文章从公务员群体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以及职业声望四个方面对公务员的职业地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运用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公务员职业地位优势的比较性存在。     

社会支持网对高校毕业生职业适应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基于长沙市的实证调查

职业适应性水平是衡量个体职业生活是否和谐的最重要指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毕业生的职业适应性整体上处于良好的状态,其中职业技能适应性和职业人际适应性程度高于其职业心理适应性和职业环境适应性程度。政府政策支持、市场组织支持、社会网的规模、社会网节点地位、社会网关系强度等因素对高校毕业生职业适应性影响显著。因此,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提高高校毕业生职业适应性水平：（1）积极构建与拓展政府政策对高校毕业生的支持网络;（2）积极构建与拓展社区对高校毕业生支持网络;（3）构建与拓展就业单位的支持网络。     

浅析当代农村青年流动与农村发展

农村青年流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并影响着当代农村的发展.要做好当前的农村工作,做好农村青年的工作,就必须认真分析农村青年流动的原因、职业分布、生活状况及思想状况,深入探讨农村青年流动带给当代农民思想观念的变革,以及对农村生活方式和生产结构的影响.     

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演变的聚焦透析——读《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

最近,我阅读了由尹焕三、刘增禄、李振华等同志编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一书,该书从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三大学科交叉的视角,对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的类型结构、基本特征、形成背景、职业性质、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政治态度、价值取向以及分化流动的规律与趋势等等,进行了较深入的透析,我感到这是一部研究我国当前社会阶层及其演变态势问题的力作。     

数字时代的个体认知：互联网使用与阶层认同偏差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互联网的应用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感知,影响了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导致了部分民众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的不一致。与以往研究的地位决定论不同,我们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中国民众的阶层认同偏差产生的影响。通过对2015年、2017年及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合并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相比于不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经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阶层地位认同更容易向下偏移。互联网使用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存在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流动感知的异质性效应。用互联网使用解释阶层认同偏差,不仅是对该偏差发生机制的重要补充,而且进一步体现了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即互联网对人们的观念构建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数据的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政治资本仅对男性有持续的正向影响、亲友网络关系仅对女性有持续的负向影响、教育水平仅对初次职业地位有正向回报，这并不是说市场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没有回报，而是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较低的人力资本和高同质性的关系网络有关，因此需要给予其更多的受教育和异质性关系建立的机会，协助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     

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

基于对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GSS)社会网络的资料研究分析,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是一个高密度的核心网络,其中,以家庭成员为主的亲缘关系在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在控制了其他结构变量之后,性别在网络规模、网络关系组成、网络异质性、网络亲近性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种社会网络模式,说明职业女性虽然身兼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为一身,但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式家庭分工模式促使职业女性的生活重心仍然比男性更兼顾家庭.此外,职业阶层地位、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水平、居住地等社会结构变量对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模式也有着影响力.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影响广泛的多样化的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阶层、群体对急剧变化的时代的感受和愿望.应当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变迁及其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文化软实力,以文化形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合法性";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论电子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电子证据相应的证据地位,学术界对此争议颇多,导致实务中困境重重。实质上,我国的证据是以证据材料发挥证明作用的方式分类的,而不是证据材料外在的表现形式。据此,电子证据尽管种类繁多,但其证明机理与传统的证据种类有一致之处,没有特殊之处,因此没有必要赋予其单独的证据地位。     

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

风险感知的两种理论范式——个体主义的和背景主义的范式——分别强调个体认知结构因素和社会环境背景因素对人们风险感知的决定作用。本研究根据风险感知的"知识理论"、风险的社会扩大理论及社会制度结构对风险感知的束缚作用,分别建立相关的研究假设,试图寻找这些理论在中国经验中的证据。文章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强烈的风险认知,尤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有最强烈的风险认知。另外,民众的风险认知主要受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具体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媒介接触越频繁的人、阶层地位越高的人风险认知越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风险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