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外逃:中国经济的远虑近忧

所谓资本外逃,是指一国居民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或其他动机而将财富转移到本国政府管辖之外的行为。它是各国货币当局明文禁止的资本流出活动。然而,在我国,随着内地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外来资本源源不断进入的同时,资本外逃现象也日趋严重,这已引起不少经济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所谓资本外逃,是指一国居民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或其他动机而将财富转移到本国政府管辖之外的行为。它是各国货币当局明文禁止的资本流出活动。然而,在我国,随着内地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外来资本源源不断进入的同时,资本外逃现象也日趋严重,这已引起不少经济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公司资本制度:立法理念与具体资本制的价值分析

公司资本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表明,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理念与具体资本制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通过对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理念与具体资本制进行深入的价值分析可得知,正当有效且富有生命力的公司资本制度安排必然是公平、安全、自由与效率和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机统一。由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理念,更新观念,并最终以此推动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全面变革、发展与推行应当立足本土国情以"兼顾协调"的立场和态度稳步推进。     

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

我国《公司法》对选择法定资本制是有着我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愈发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公司发展的阻碍,因此需要对我国公司法定资本制度进行相应的完善。公司法律制度是一国公司法规制的主要内容,而公司资本制度则是公司法律制度中的核心的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积极促进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一方面需要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建设,另一方面要对公司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国际接轨,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     

论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的重构——以公司资本制度的重大调整为视角简

我国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建立在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规定的基础之上。在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作出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我国刑法却并未对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作出相应的调整。这就使得当前我国刑法中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的设定既不符合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趋势，也无法实现惩罚破坏公司资本制度犯罪、规范经济秩序、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目的。因此，应当改变我国现有的以保护国家对经济秩序的管理制度为先导的立法理念，在以尊重经济自由、公司意思自治和维护商业交易中诚实信用原则为立法理念的指导下重构我国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关的犯罪圈。     

论长期坚守我国法定资本制的核心价值

我国2013年完成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基本上沿袭了法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近10多年来资本制度约束软化的路径。降低投资门槛,刺激经济活力,是资本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但因此也会在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制造了新的不平衡、不确定的困难场景。依据对我国诚信环境的认识和判断,我们应该选择长期坚守法定资本制的核心价值,及早启动公司法与证券法并行的新一轮修订,充分把握现实理性和科学态度,焊接断裂的公司交易安全链条,构建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公司法律制度体系。     

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评判

公司资本制度的价值目标主要有两个,即安全和效率。世界各国公司法对它的不同规定,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目标。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资本制度,注重资本的担保功能,追求交易安全,但从公司资本运行的结果来看,不但没有很好地维护交易安全,反而影响了交易效率。我国公司法应顺应世界各国公司法发展的趋势,拓宽股东出资方式。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现状及问题与完善措施

长期以来,我国在商事登记立法和商事登记执法实践中,形成了一种以"营业执照"制度为中心的商事登记制度,通过相应的营业执照,可以提供市场主体的明确的身份证明以及经营行为证明、资本信用证明等。这种制度的基本价值判断理念是"管理本位,安全至上",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市场环境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一商事登记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本文结合当前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关于环境扰民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环境扰民是法律问题、制度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观念上的原因和制度上的缺陷,使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兴起,为我国政治、经济等领域提供了一个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外部性问题、制度成本问题、寻租问题及制度变迁理论,在立法和制度建设上,在相关行政管理机关的观念上,对于分析和解决环境扰民问题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知识产权制度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关系及对策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对一个国家各个领域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知识产权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分配制度,特别是关于科技成果产权的分配制度,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我国的科技安全、经济安全及其他诸多领域的安全和利益问题都有很大程度的影响.本文拟就知识产权制度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中的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粗浅分析,而后提出总体看法和具体对策.     

股权质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制度价值为中心的考察

安全、效率和公平是股权质押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但现有股权质押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因防范道德风险、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的机制漏洞可能危及交易的安全;另一方面,因过于侧重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而忽视了对交易便捷利益的保护,忽视了对出质人的公平保护,影响了效率和公平;因此,需要对股权质押的制度价值进行准确定位,按照安全优先,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要求,完善我国的股权质押制度,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 institutional effects in Chinese context

Effective technology transfer across borders is very complex and difficult. There are so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cross borders, and the host country’s institutional profile is a critical factor. The country institutional profile reflects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that country and is defined as the set of all relevant institutions that have been established over time, that operate in that country, and that are transmitted into organizations through individuals (Kostova 1997, 1999; Kostova and Roth 2002) [Country institutional profiles: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Best Paper Proceedings, pp. 180–189; Transnational transfer of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A contextual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2), 308–324; Adop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by subsidiarie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stitutional and relational effec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1), 213–233.]. There have been some stud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profil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with a Chinese context. Technology transf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has been as one of vital strategies to build an innovative nation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institutional profil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subject of this paper, were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167 foreign ventures sampled in China, but they did not fully confirm what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emphasized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normative dimension of the country institutional profile was shown to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transferring across borders, but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the regulatory dimension of the country institutional profile was shown to have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while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it. The concluding section of the paper discusses som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nd potential future study directions.      

政府管理视角下的制度变迁

对制度变迁的探索与研究是为了从根本上把握制度变迁的动因及其运行机理,由此对制度的创新与发展给予理论支持,进而为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指导.本文对制度变迁的原因及其过程展开结构性分析,并通过构建具有现代政府管理思想的制度变迁的立体模型,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     

论作为"制度"的法学院

法律职业为限制性的职业,目前两大法系主要国家都在制度上将法学院教育作为进入法律职业的第一道门槛;法律的技艺性、智识性和一定的神秘性及其规范特征决定了法律职业必须具备共同的职业素养,凭借法学教授、法学图书资科和法学院的社区生活三要件,制度性法学院而非仅仅作为场所的法学院培育这些素养并促使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我国现实呼唤在制度上确立法学院教育的门槛地位,建设胜任于培育法律人的制度性法学院。     

QFII制度与我国证券投资市场的国际化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证券市场逐渐过渡到了有限开放的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机构投资者成为引起重视的投资主体之一。在机构投资者制度中,QFII制度是一种颇有创意的资本管制制度。QFII制度在我国证券市场法律制度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QFII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特点以及一系列改革措施表明了中国证券投资市场的国际化趋势。     

债权类民间融资演化为犯罪的制度动因及其防范

各地民间借贷风波与非法集资类案件的频发日益困扰着我国民间金融制度的正常发展,继而影响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对于这种内生性的融资行为缘何转化为犯罪行为,厘清其界限,并进行制度分析显得尤为重要。金融抑制政策、法律规定的不健全、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完善等一系列制度诱因,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的不畅通,继而从外部诱发不正当民间融资行为的产生。故而,需要明确民间融资的法律地位、厘清监管边界、健全法律责任体系,从制度上变打击为预防。     

论自贸试验区法定资本制改革及其背后的理性

我国公司法上的法定资本制曾是世界上最严格的资本制度,该制度是理论与现实错位后的产物,在商事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日渐式微并已高度形骸化。法定资本制的改革具有价值理性。同时,法定资本制的改革路径具有工具理性,这一改革路径摆脱了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借鉴了国内外制度改革的有益成果,走上了一条进化理性的改革新路。基于进化理性的制度改革,在规范路径上要遵从制度效力的软化机制、制度市场的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在形式理性上要注意与现有立法体系的兼容。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来自于中央司法机构、地方司法机构与民间主体这三类群体具体行为的推动,而这些群体的行为受各自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支配。支配这些群体行为方式的制度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制度逻辑。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轨迹与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的作用。从＂多重制度逻辑＂来解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一复杂的变迁过程,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

作为国家根本法,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三个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涉及到十三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对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补充、深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之间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在理论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是通过进一步理顺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凸显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强调宪法和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制度、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来自中国各地区的经验证据

无论按流量还是按存量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各地区的地理分布都显得极不均衡.通过对造成这种差异性分布现象的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两点主要结论:市场化程度、政府运行效率、政府的节俭程度、产权保护程度、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限制程度等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有着显著的影响;优惠政策虽然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方政策的干扰,中央政府优惠政策的效应呈明显的递减趋势.     

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的法律制裁及完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市场经济重要参与主体之一的公司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司资本是公司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具有法人人格最基础的物质基础,是维护公司对外交易安全、股东、债权人以及公司等合法权益的重要保证。对公司而言．股东出资是公司成立和存续的物质基础,是公司资本形成的最基本途径。然而,股东抽逃出资是公司治理中较为普遍的现象。本文在对股东抽逃出资内涵界定的基础上,对其法律制裁措施的不足、成因以及出路做以探讨,以期为完善股东抽逃出资的法律制裁措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