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在信息社会中,个人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由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和滥用时,大都投诉无门。由此可见,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缺乏有效的法律救助机制,使个人信息更易受到侵害,因此完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制度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已被纳入立法日程,也是今年两会代表热议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就个人信息的基本理论以及如何构建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数字政府建设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规制路径

公共部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完善是建构数字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了公私部门一体调整的宣示性立法模式,目前既无法为公共部门个人信息保护提供足够的规则指引,也未充分满足数字政府建设的需要。数字政府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建构,不仅需要考虑公共部门相对私人部门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特殊性,还要兼顾数字政府在技术和治理这两个层面的革新,进而制定专门规则。风险规制模式不仅是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发展趋势,而且能够为一体调整模式提供理论基础。通过风险预防原则的适当运用,对个人信息权利的风险化解释与调适,风险管理、风险交流和风险评价等风险规制机制的灵活运用,以及合作治理、独立规制机构、技术治理、回应治理、试验规制和软法之治等风险规制策略的共同配合,建构以风险规制为导向的数字政府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是我国未来的最优选择。     

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制度逻辑及其规制策略

敏感个人信息因其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需要特别的法律保护。我国现行立法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特别保护存在制度供给不足。《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秉持对一般个人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区别规制的立法思路,但有关敏感个人信息特别保护的规范较为简略。从我国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需求及域外立法经验来看,敏感个人信息保护在"知情同意"的适用、法定处理事由的明确、技术治理的实现、损害认定的完善等方面应有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制度逻辑。相应地,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也应有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规制策略。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规制模式初探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商业化应用不断加速的今天,如何有效规制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使用,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法律问题。本文在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现有四种规制模式比较分析后,就未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模式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和展望。     

浅论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属性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容侵犯性,是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罪名的设置有待商榷、"情节严重"标准模糊和相关附属刑法有待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也需要从前述的三个方面着手。     

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的公民隐私权保护

我国已经进入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但是,当我们开始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时候,却没有人注意到政府巨型数据库可能对公民隐私权造成的危害。历史上,政府巨型数据库对公民隐私权的潜在危害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护逐渐成为宪法隐私权的一部分,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宪法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一发展又促使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政府巨型数据库的规制越来越严格,对个人的保护越来越完善。我国在进行相关立法时必须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弄清楚我们的政府巨型数据库的运作情况及其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我国在确立宪法隐私权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宪法的关系。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规制模式初探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商业化应用不断加速的今天，如何有效规制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使用，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法律问题。本文在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现有四种规制模式比较分析后，就未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模式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和展望。     

论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发展,个人信息已经不仅是公民人格利益的体现,其身上还承载着工具价值甚至是商业价值,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势必会给公民个人带来不同程度的侵害,这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利益、基本人权,也违背了我国向信息社会迈进的伟大进程,因此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刻不容缓。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社会,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现状不容乐观,仍旧以间接保护的方式对个人信息予以勉强的保护,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仅有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定也是作用有限。在这样一种立法现状下,本文倡议通过建立以基本法、专门性法律、刑事法律为构架,通过不同层次和功能的法律对个人信息予以不同方位的保护,以期形成系统性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完善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浅谈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

信息时代,公民的个人信息也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我国在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还存在很大的法律空白。本文将从个人信息的内涵、泄露的现状和原因、立法的现状与缺陷以及如何完善四个方面,来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作以浅要分析,以期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有所裨益。     

浅析公民个人信息法律保护

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成为进入人们视野的新问题.在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和使用中频繁发生的信息泄露事件严重损害的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使得给予个人信息法律上的保护迫在眉睫.本文从个人信息的内涵与法律属性入手,结合我国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现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保障模式.     

身份证:证明身份与彰显权利——兼论我国身份证法的完善

我国2004年颁布的居民身份证法为第二代身份证的推行提供了充分的权利基础,但是其立法条文过于原则、模糊以及身份证在作为身份证明、使用安全和侵权救济等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因而为完善我国身份证立法,文章提出了界定身份证的性质,提高身份证的权威性,保障公民信息隐私权、修改权,增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责任和公民的救济程序,将侵犯居民的身份证信息隐私权和人身计划权纳入到我国行政诉受案范围等立法建议。     

论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公民个人信息关系到公民个人人格、财产等诸多权益,现实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日益频繁和严重。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一直以来就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较为全面的阐述了《刑法修正案（七）》中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款,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并提出建议,以期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制度。     

身份证：证明身份与彰显权利——兼论我国身份证法的完善

我国2004年颁布的居民身份证法为第二代身份证的推行提供了充分的权利基础，但是其立法条文过于原则、模糊以及身份证在作为身份证明、使用安全和侵权救济等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因而为完善我国身份证立法，文章提出了界定身份证的性质，提高身份证的权威性，保障公民信息隐私权、修改权，增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责任和公民的救济程序，将侵犯居民的身份证信息隐私权和人身计划权纳入到我国行政诉受案范围等立法建议。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之问

保护范围如何界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难点之一,在于个人信息的定义和范围,随着技术发展,个人信息的定义也随之不断变化. 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把公民的个人信息作为隐私权的一部分来保护.直到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个人信息"首次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正式出现.     

浅谈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基本内容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信息的收集、处理变得越来越容易,个人信息的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日益显现.在利益驱动下,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律规制,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的个人信息会出现误用、滥用的情况,给人们的心理、生活、财产和生命等造成一定的损害和危险,因此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显得非常必要.本文就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基本内容作相关的探讨.     

论转型期我国公民树立法律信仰的对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公民的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石之一.但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当中,社会发展阶段转变、社会体制的转变和社会多元信仰等冲击着我国公民正确法律信仰的形成.因此,在现阶段培养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应大力发展经济,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培养公民的法律认同;完善法律信仰的制度条件和法律运行的体验感受.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

在当今网络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就是金钱＂,信息交易已经形成了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的需求十分急迫。我国也正在进行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立法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立法工作必须进行充分的考量和协商,仅仅对现实的呼声进行回应是不够的。个人信息作为信息社会产生的新鲜事物,承载着个人私权、政府管理、社会信息交流等多种利益的交织。法律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应当协调这些关系,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基础上,促进信息的共享和交流。只有进行充分的立法准备,我国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才可能取得实效。     

论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政府等行政主体公开法定信息的义务,同时规定了公民知情权的救济方式,是我国公民知情权法律保护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进步.本文以该条例的颁布为背景,探讨了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并针对我国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应从立法方面推进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以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行为的宪法分析

建立于户籍管理制度基础上的身份证制度决定了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强于身份证明的功能,也决定了其属性上偏重于强制性领取与使用的义务而不是公民选择性的权利。指纹是辨识个人身份的生物性特征,与个人的隐私与人格密切相关。人体指纹一旦被采集形成记录,不论是图像还是数字编码,都形成了公民的一项个人信息,理应由公民决定其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被采集与使用。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行为属于干预性、义务性的行政行为,是国家公权力限制公民权利的权力性行为,理应得经受宪法的考验。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的行为既有违目的上的妥当性原则,也有违手段上的必要性原则,而每一公民因被强制性采集指纹而产生的潜在权益损失与所欲实现的利益相较,则明显有违合比例性原则。     

大数据时代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从特点分析到完善建议

大数据时代,社会数字化转型使得个人信息的外延与内涵呈现多元化扩张的态势,在信息安全、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出现了新问题。作为狭义的、纯正的网络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行为方式、犯罪对象及网络黑产的认定障碍,导致犯罪治理的效果不佳。前置性行政标准模糊、司法解释周延性不足、个人维权机制无力是削弱当前犯罪治理效果的主要原因。针对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呈现的有组织化、集团化和产业化特征,传统的刑事对策不能应对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亟须严密法网,进一步类型化侵害行为,完善相关行政前置标准与司法认定规则。并建议引入刑事合规计划,更好地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和企业发展并行,实现法律规制与行业自律之间的积极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