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流失文物所有权争议解决的相关问题探究——以国际私法与比较法为视角

本文以比较法和国际私法为视角,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善意取得制度以及国际文物诉讼中主要冲突法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境外流失文物所有权争议解决的相关问题探究——以国际私法与比较法为视角

本文以比较法和国际私法为视角,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善意取得制度以及国际文物诉讼中主要冲突法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如何复得流失的文物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它有着灿灿的文化,无数的文化遗产可以为她作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许多文物和瑰宝由于外国的侵略和抢劫以及其他原因(如走私或非法出口)而流失于异国他乡。就外国的侵略掠夺而言,最野蛮的,震惊世界的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掠夺要算是1860年英法联军在侵华战争中,对我国历经清朝几代皇帝苦心经营了150年、凝聚了全中国人民的血汗、代表着中国辉煌、灿烂文化、艺术的宝库,被西方誉为“万国之国”的圆明园的放火烧荒和疯狂地夺取。这种大规模地毁坏和抢劫文化遗产行为,不仅毁掉了一座具有世界文化、艺术价值的圆明园建筑,而且使其内的各种文物被英法军队抢走或毁坏,许多被抢劫的文物至今尚未得到归还。例如,园中的十二兽首人身的生肖,除今年4月30日和5月2日被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青铜牛首、青铜猴首和青铜虎首外,还有7件失落者未归。我国的文物除因外国侵略抢劫而流失外,还因外国人或者国人通过走私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运出中国而流于外国。     

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国际私法问题

国际民事诉讼是追索流失文物的重要途径。在跨国文物追索诉讼中,法院通常依法院地法裁定原告是否具有诉讼能力,但依文物原属国法裁定原告是否适格,因此,追索方可以采取增加原告的策略以提高成功起诉的几率,同时,国家应承担主导角色。文物追索诉讼由起诉时文物所在国的法院管辖,并依法院地法对特定文物属于动产还是不动产进行识别,这是各国普遍认可的两项原则,我国亦应遵循;由于各国普遍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解决文物归属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追索方需对文物交易地所在国的民商法律进行研究以预判诉讼结果;鉴于公法无域外效力,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借助条约机制克服这一法律障碍。     

被盗艺术品跨国所有权争议解决的若干问题研究

艺术品相较于一般财产,价值较高,具有不可替代性.并常包含一定的公共利益.在被盗艺术品跨国争议中,物之所在地法是被盗艺术品的所有权判定的主要依据.时效规则是确立被盗艺术品返还请求权的关键问题.目前,已经有国家开始在立法和实践中更多地关注原所有权人、善意购买人、国家利益与公共政策等相关利益的平衡;并已经有学者提出需要结合最密切联系因素、以带有实质性色彩的冲突规则来确定被盗艺术品的所有权.     

论所有权保留买卖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

保留所有权的约定是现代民法权利分化的一种现象。基于该权利分化机制,出卖人与买受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均衡保护。但该约定的相对隐蔽性,又使出卖人与买受人的利益极易与善意第三人的权益发生冲突。所有权保留制度应当为这种冲突的解决提供制度上的救济。     

论所有权限制——以个人所有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为视角

近年来,关于如何对所有权进行限制及限制到何种程度,即所有权限制的标准是什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就个人所有权而言,在通常情况下,应当根据利益衡平原则来解决公共利益与个人所有权行使的冲突问题。在特殊情况下,公共利益应当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才能优先于个人所有权的行使。     

国际海底沉船文物打捞争议的解决路径——以美国“奥德赛”案的审理为视角

“奥德赛”案对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和应对在美进行的国家及财产豁免诉讼具有借鉴意义。长臂管辖与推定管辖是美国法院行使国际海底打捞对物诉讼管辖权的依据,但由于奥德赛公司打捞的沉船为西班牙军舰,美国法院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认为不仅军舰本身,而且军舰所载私人货物也享有豁免。因此,美国法院的对物诉讼管辖权被国家豁免排除,未进行实体审理即直接驳回奥德赛公司的诉讼请求。假若进行实体审理,美国法院不但不应支持奥德赛公司的财产权请求,而且对其因擅自打捞行为而主张的打捞费用和报偿也不应支持。     

文物的私法问题研究——以文物保护为视角

文物作为一种稀缺的文化资源,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应对文物危机需要采取公法调控方式和私法调控方式,其中私法调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文物保护视角下,文物私法关系的法律调整需要在遵守普通私法规范的基础上去契合"保护文物"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因而文物保护在私法调整上呈现出一些自身特点,表现为对文物的私法规制主要通过对文物所有权的法律构造作出特殊的安排来实现。     

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程序法为视角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本文以程序法为视角,讨论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诉讼实践中的适用。     

关于赃款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的探究——以王某盗窃案为例

近年来,司法机关对赃款赃物的追缴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关注和广泛争议,本文将通过一个普通的案例分析赃款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在本文中,本文认为将赃款赃物分开对待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将其二者混为一团来讨论起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只会引起更多的争议,任何问题都是分步骤解决的,本文即先从赃款是否能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来讨论,至于赃物是否可以留作日后再作讨论。     

论我国国家所有权的性质——以所有权观念的二元化区分为视角

近代以来,私人所有权的地位虽然十分重要,但它不是所有权的唯一形态。公共所有权起源于罗马法,它与私人所有权在对立中并存,从而形成了所有权观念的二元化。两类所有权界限的清晰,是各自独立存在并分别满足人类生活私人性和公共性需求的前提。当代中国的国家所有权是公共所有权中的一种,因此才具备自己的特征,我们不能以私人所有权的逻辑来否定国家所有权的性质。国家所有权并非公共权力。只有形成对国家所有权民法性质的确信,才能适用民法保护国家所有权。     

论赃物的善意取得——以刑民交叉为视角

近现代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吸收借鉴了日耳曼法的经验,普遍认可赃物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大多排除了盗赃物可适用善意取得,我国司法实践经历了从排除适用到例外适用,再到承认赃物可以适用善意取得的过程。从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交易秩序出发,有必要承认赃物原则上可以适用善意取得,但有必要严格把握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对赃物的善意取得要进行类型化处理,对盗赃物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312条遗失物不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但对于其他赃物应适用善意取得。法律上有必要规定明确排除善意取得适用的情形,从而兼顾对原所有权人的保护和交易安全的维护。     

债权让与中的若干争议问题--债务人与债权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整合

在比较法上,各立法例对禁止债权转让的特约的效力予以了诸多限制.对我国<合同法>和<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进行限缩性解释,特约在外部效力上不能对抗善意受让人,但应当完全承认其内部效力.普通债权不应适用善意取得,但一些立法例上的制度发挥了类似于善意取得的功能.债权让与无效时债务人请求返还清偿的对象是债权的受让人;被让与的债权不存在时,债务人只能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出让人返还.     

原则与例外:不动产所有权移转的规则——以李某与董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上诉一案为例

"动产依交付,不动产依登记"的权利移转规定与我国立法不符。依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不动产所有权移转原则上应以交付为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物权法》明确了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移转应登记的,自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上生效。我国立法对于设施农用地农业设施所有权移转并无特别规定,因此应以交付移转其所有权。在"以物抵债"情形下尚须对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     

两岸文物交流的司法扣押问题及其解决路径——以欧美相关立法为借鉴

司法扣押问题是目前困扰两岸文物交流的主要障碍,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司法扣押问题上的特殊性和立法的空白,是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通过对国外相关立法的借鉴,两岸可以通过由海协会和海基会签署免司法扣押协议的方式,规定司法豁免的标的、范围和例外,并建立事先公示制度、司法协助制度等解决这一问题。     

善意取得制度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探析——以《物权法》为视角

关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探讨,自其制定以来就存在巨大的争议,王泽鉴先生称其为"民法上的精灵",可见其理论难度之艰巨.本文主要结合<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分析在此种情况下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之实与虚——以我国台湾地区借名登记契约之相关问题为说明

不动产物权变动系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进而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我国台湾地区的借名登记契约是经实务长期发展而来,当事人之间自行约定,一方以他方名义登记财产之权利人,但仍保留财产之使用、收益及处分权限。其定约目的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对于其有效性,司法实务和学说上均有争议。厘清借名登记契约的概念性质、意义和效力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理论丰富和实务发展十分必要。     

试论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我国现行物权法为分析基础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维护物的交易安全,实现物尽其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对此有所规定,我国《民法通则》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最新颁布的物权法却弥补了这一缺陷。善意取得制度终于在我国得以确立。但对于善意取得制度的性质和适用范围等各方面仍然在学界有很大争议,本文旨在以现行物权法为基础来分析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股权善意取得的特殊性——以《公司法》规范解释为视角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规则的适用在理论中存在着一定争议。2011年出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规则的适用做了一定阐释,但其规定简单、态度审慎。从规范解释的角度探讨股权善意取得特殊性有利于更好地在现行《公司法》规范下进行法律适用,以更好地平衡交易安全与股东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