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诉法修正案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影响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其根本目的在于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侧重于保障人权,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权利,因为毕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他们属于弱势群体,无力对抗公权力,所以需要法律重点保护.     

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之制度构建

职务犯罪日益呈现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态势,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已难以适应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需要.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但该规定过于原则,亟需我们对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它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所获材料的管理、救济途径等方面作出严格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修改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刑事诉讼法此次大修,特别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非法证据排除"、"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规定,对我们检察机关特别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其影响必将是巨大而深远.     

浅议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本文结合新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的相关规定,分析立法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其应对

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到了许多方面,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着重分析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完善和改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新刑诉法下职务犯罪侦查的机遇、挑战和对策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几易其稿终于在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修改条文逾百条,对原刑诉法在犯罪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技术侦查、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等重要环节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更好地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妥善解决了司法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现实问题,对于有效地惩罚犯罪、有力地保障人权、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随着新刑诉法的颁布与实施,职务犯罪侦查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正确看待并领会新刑诉法的精神,克服该次修改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困境是司法界尤其是反贪一线人员必须思考的问题.     

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的完善

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单调残缺,已经影响到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有效行使,在一般侦查措施和技术侦查措施上都有完善的必要。职务犯罪侦查权都应该具备普通犯罪侦查权所具备的技术侦查措施,避免强制措施决定和执行脱节,而且应该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采用诸如边控检查等特别的侦查措施。     

辩护制度的调整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对律师"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予以解决,明确了律师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这些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重大影响。本文拟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角度,分析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辩护制度的规定,阐述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的办法。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研究

职务犯罪是智能型、高隐秘型犯罪。职务犯罪侦查较之普通犯罪侦查,具有案件一般不会自行暴露、侦查进路一般是“由人查事”、物证少而言词证据和书证地位突出、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外界干扰大和证据收集、固定难等特点。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针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规定相应的特殊侦查措施,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步履维艰。为了提高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需要,借鉴国外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法律应当增设技术侦查、派遣秘密侦查员、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以及测谎、强制证人作证等措施,完善拘传、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并建立和完善有关的侦查保障措施。     

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较之普通犯罪侦查,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针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规定相应的特殊侦查措施,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步履维艰。为了提高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需要,借鉴国外有关规定,我国法律应当增设技术侦查、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和完善有关的配套措施。     

《刑事诉讼法》中鉴定制度修改完善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问题,已成为刑诉法修改的热议之点。刑诉法修改中涉及司法鉴定的主要问题,有鉴定模式的选择、鉴定制度在刑诉法中的科学定位、鉴定人的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鉴定结论＂的修改、精神病鉴定等等。     

进步与不足：新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之反思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有重要意义。其进步之处是体现了重罪原则、人权保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和必要性原则。其不足的地方是概念不清,条件范围不明确,适用程序模糊,缺乏明确的监督救济程序,对隐藏身份及控制下交付的秘密侦查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有关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得证据庭外核实的规定不足。要坚持合目的性、手段节制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同时,要通过司法解释明确适用程序、救济程序和监督程序。     

技术侦查证据使用问题研究

随着技术侦查手段的广泛应用,技侦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使用问题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大的关注。为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以及规范技侦证据在诉讼中的具体应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技侦证据的法律效力以及技侦证据使用的具体规则和法律程序。本文就该规定的相关修改背景、具体内涵进行了评析和论述,并就其未来具体实施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专家出庭质证制度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把技术专家出庭质证制度纳入了刑事诉讼程序之中。但是此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一些重点问题需要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我国设立技术专家出庭质证制度的理论渊源,通过明晰其概念、特点以及必要性加以厘清。     

新刑诉法技术专家质证规则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及新近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中技术专家的出现将会对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的质证产生很大影响.技术专家对刑事诉讼质证具有很强的必要性.我国刑事诉讼技术专家质证规则包括一般性规则、原理性规则、程序性规则.这些规则应当达到的效果包括司法与社会两个方面.     

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增设的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填补了我国现代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空白，丰富了《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内容，显现出容隐制度呈现出回归的端倪，彰显了我国与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相融合的趋势。相较于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和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拒证权制度，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只能被视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无论是权利主体范围，还是权利内容，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都有进一步完善发展的空间；并且该规定在实施中可能遭遇被误读、阻碍案件证明、流于形式以及侵犯被告人对质权的风险。对这些风险和问题应当予以充分认识、合理应对，以使司法实践准确落实这一规定，并为确立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奠定基础。     

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实证研究报告

对五个省看守所的调研发现,总体上看守所实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文本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看守所相应的职责,比如保障律师会见权、讯问在看守所内进行、对三个月以下的短刑犯执行刑罚等直接与看守所相关的条款,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循与适用.另一方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来看,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现有成效只是良好的开端,许多间接相关的条款,比如保障民事权利、法律援助等,甚至是看起来与看守所执法无关的条款,比如录音录像、非法取证的固定取证等,都有必要继续研究,拓展看守所的相关功能,创造条件予以适用,真正、完整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与文本规定.     

回归民事诉讼法——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再改革

民事诉讼法授权法院依职权收集审理案件所需要的证据,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在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这一权力被极度缩小,使得我国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的权力明显小于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发现真实达致实体公正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过分限缩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妨碍了实体公正的实现,已经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效应。因此需要对以往的改革进行检讨,并通过适当扩大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在民事诉讼中建立科学的案件事实发现机制。     

职务犯罪调查中的检察引导问题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成后,监察机关既承担着违纪违法的调查职责,也拥有了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监察调查因被认为"不是侦查",使得职务犯罪的追诉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调查—公诉"模式。该模式可能存在多种隐患,尤其是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或将游离于"诉讼"之外,甚至有诱发"调查中心主义"的危险。要使"调查—公诉"模式得以优化升级,特别是在"以审判为中心"的统辖下,应考虑确立职务犯罪调查中的检察引导制度。作为公诉的准备活动,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与公安机关的侦查一样,也是国家追诉犯罪机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确保追诉能够取得成功,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疏漏,实现惩治腐败的有效性,应让检察机关介入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使其能够动态地了解整个刑事调查过程,并可以运用自己的诉讼经验,就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向监察机关提出意见。尽管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并不妨碍其通过提前介入、决定逮捕、退回补充调查、非法证据排除、不起诉等多种方式,来引导乃至监督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     

完善科技创新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形成了一整套与科技创新活动有关的法律规范,但仍然存在重政策、轻法律等问题;科技创新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科技创新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动态过程,为其提供保障的法律制度也需要不断创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