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

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庭审的一项重要规定,--般分成两个部分,既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直接原则,即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直接审查所有的证据,听取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的陈述。这个原则还有审理不间断的含义。言词原则,则要求证人以口头方式作证,只有在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作为例外,以书面方式作证。原则上不允许以侦查案卷记载的内容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     

传闻法则与直接言词原则之比较研究

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法则原则上排斥传闻证据的适用,只有符合例外情形时才允许采纳传闻证据。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亲自参与审判,不得以间接的证据方法代替直接的证据方法,除非符合法定的例外情形。传闻法则与直接言词原则虽因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两者所欲达成的目的一致,并非对立的概念。我国由于既没有确立传闻法则,又没有规定直接言词原则,导致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不受规制,传闻证据大行其道。这样既侵犯了被告方的诉讼权利,又不利于案件真实地发现。为此,我国宜确立传闻法则,但同时应借鉴直接言词原则的成功经验。     

论书面证言及其运用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目前基本上是书面证言形态。普遍应用书面证言违背了言词诉讼原则,损害了诉讼的客观性与正当性。但书面证言使用也有一定的外部必要性及内部(本身)可用性。各国及地区以不同方式设置限制书面证言及允许例外使用的规则,近年来我国台湾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我国目前的书面证言使用具有应用普遍、功能多样、证明力强以及公权信赖等特点。     

直接言词原则在审查刑事证言中的适用

直接言词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原则 ,已被现代许多法治国家立法所采纳。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原则 ,但其有关立法已体现出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 ,可是其对证人参与刑事诉讼及证言的使用范畴规定得不甚明了 ,不能真正体现直接言词原则在刑事证人证言适用中的重要价值。分析直接言词原则的起源及其诉讼价值 ,针对我国的实际及国际发展趋势 ,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这一原则 ,并吸收一些可行性建议     

刑事诉讼中书面证言运用问题探究

书面证言是指证人在法庭审判之前对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和辩护人作证所形成的证言笔录及亲笔证词.不管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证人证言都有着广泛而普遍的应用,证人证言也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七大法定证据之一,在我国证据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我国实际庭审中,证人出庭率之低令人震惊,我国刑事审判呈现出证人基本不出庭,而以书面证言代替的不正常状况已经成为审判之常态.在此情况下,我国对书面证言的使用规则和法律规制却是缺失的.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及实务等方面研究书面证言的理论和相关规则,综合考量目前普遍的发力要求和我国诉讼实际,提出较为合理和可行的规则,完善我国证据制度和诉讼制度.     

我国选择传闻证据规则的法律思考——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传闻证据规则植根于普通法土壤,原则上要求在审判中排除传闻证据,只有在符合法定的例外情形时才允许采纳。传闻证据规则具有实现程序公正、司法公正的程序价值,有利于法官做出正确裁判。我们应当着眼于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根据实际情况确立以程序公正为程序价值内核的传闻证据规则。     

论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移植的环境与制度障碍——兼评直接言词原则的立法贯彻

在有关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探讨当中,有众多学者主张应当移植传闻证据规则用以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以及各类书面证言泛滥的顽疾,但与英美法不同的是,我乙国学者的建议更关注该项规则的传闻排除一面,而对于例外容许一面则留下了模糊与自由裁量的空间.对比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在要求证人必须出庭向法庭陈述其证言这一问题上,各国大多采用了直接言词原则加以规制,即使移植了传闻证据规则的刑事诉讼法也体现了直接言词原则的基本视角.对照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框架,我国移植传闻证据规则的主要语境存在不妥之处,其与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也存在融合上的障碍,应当借鉴和贯彻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来解决相关问题.     

浅议书面证言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而在庭审中运用,这种现象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存在。书面证言在庭审中运用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对诉讼有着负面影响。本文就对书面证言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做简要的分析。     

直接言词原则与民事案件审理样式

现代民事诉讼中,言词原则所衍生出的技术性功能则得以突出,其蕴涵的政治意义弱化;在现代直接原则支配下,民事庭审样式呈现出直接审理和间接审理相结合、口头审理与书面审理并存的审理样式格局。以直接言词原则为指导建构科学的审理样式,有助于充实庭审程序规则,也有助于各方诉讼主体了解审理样式的程序意义和使用方法,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辩论更具实质性和效率性。     

对传闻证据规则的理性思考

传闻证据规则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始终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既相类似又有所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一古老的证据规则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促使各英美法系国家不断进行改革与完善。我国实行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这与传闻证据规则的对抗制诉讼的制度基础并不相符，所以在我国不宜建立这一规则，只能借鉴其有益部分，在此基础上更宜建立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     

论直接言词原则

在现代民事诉讼中直接言词原则的技术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因而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但我国尚未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本文通过对直接言词原则基础理论及价值的分析,提出了在我国落实直接言词原则的几点建议。     

论我国刑诉中直接言词证据规则的确立及其完善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有助于实现现代司法的公正和效率价值；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应以直接言词原则为指导思想，为此，必须做到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定。本文从直接言词证据这一原则出发，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直接言词证据规则的确立及完善提出了相关见解。     

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与适用

一、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的一项古老、重要的基本规则,起源于英国,与陪审团制度一起被认为是英国证据法最重要的特征。它产生的前提是陪审团制度的发展（由原来的陪审团成员既控告犯罪又证明犯罪事实,发展为证人和陪审团成员严格区分）,确立的基础是诉讼职能的划分（调查职能和审判职能的分离）。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从先是禁止使用口头的传闻证据,继之以禁止使用书面证言,到大约1675年,反对传闻证据的规则逐渐定型。     

确立我国传闻证据规则的思考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的一个重要证据规则,我国现行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当前的司法改革背景下,确立我国的传闻证据规则已有很大的可行性,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初步构建出我国的传闻证据规则。     

论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的构建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证据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长这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具有建立传闻证据规则的可行性,但同时对传闻证据规则功能的发挥又缺少保障性条件,需要借鉴国外的法治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来构建传闻证据规则.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正当化

证人出庭作证作为证人的基本义务是维系现代刑事诉讼正常运转的基本要求,为了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各国普遍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目前证人出庭作证率不高是我国刑事诉讼中最薄弱的环节,而确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关键之所在。为了避免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正当化,应明确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证人出庭作证的表现形式;完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设置;构建相关的制度保障。     

消亡抑或重生——言词原则在民事二审程序中的发展趋势及其启示

从言词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来看,近年来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各国在二审程序中对言词原则的适用范围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呈现出扩大书面审理范围的趋势。我国在二审程序中贯彻言词原则时,应当明确区分言词审理与书面审理的界限,使径行裁判回归书面审理,加强其之适用的程序保障,并提高言词审理的效率。     

直接言词原则的诉讼价值

直接言词原则是近现代各国普遍确立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直接言词原则的诉讼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直接言词原则有利于实现实体真实;第二,直接言词原则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第三,直接言词原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     

电子证据的定位与传闻证据规则的发展

关于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目前较代表性的观点有：“视听资料说”、“书证说”、“物证说”、“鉴定结论说”、“独立证据说”、“混合证据说”。电子证据的界定应以“视听资料说”为基点对其进行阶段性的定位。考察美国关于电子证据适用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标准的确立过程,传闻证据规则在对电子证据的吸纳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完善,电子证据的独立性也得以凸现。我国应将电子证据相关规则的确立与传闻证据规则本身的完善作整体考虑。     

论直接言词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兼论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路径

直接言词原则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直接审理原则,要求法官能够亲自参与到案件审判的每一个程序;二是言词审理原则,要求控辩双方能够以针锋相对的语言辩论形式推进庭审的进行.研究和借鉴直接言词原则对于改善我国审判现状,促进庭审的实质化有着非凡的意义.然而,我国审判实践中却存在着很多阻碍直接言词原则贯彻的情况,如证人出庭率过低、诉讼资源短缺、法官能力参差等,应当通过改革审判委员会、多途径提高诉讼效率等方式贯彻直接言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