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跪九叩”与前清国际法秩序的建构——从法学视野解读何伟亚旧作《怀柔远人》

公元1793至1794年间，一群英国人满怀希望地来到中国，又满怀失望地离开中国。他们希望能够同这个古老的国家建立现代外交关系：签订条约、互设使馆，同时也希望能够同她拓展双边贸易关系：开放港口、自由贸易，但是，这些在今天看似合情合理的要求都被清朝统治者一一拒绝。英国人没能用现代国际法的方式大开中国的大门，46年后，他们用枪炮的方式实现了这个宿愿。关于马嘎尔尼访华以及该事件对后世造成的影响，相关的史料、论著早已浩如烟云。     

人与文化和法——从人的文化原理看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可行与难题及其克服

本文认为文化是人类最本质的属性,从人的文化原理出发,是我们认识人类文明包括中西法律文化的基点。依人生论哲学,人的文化原理是心主身从,即理性控制非理性,精神支配物质,神灵指导人类。人类文明共同遵循着这一人的文化原理,法律文化亦不例外。中西法律文化内贯共同的人的文化原理,在人的文化原点、原理及其展开的轴心和结构模式上有其共同性,因此两者的交流本质上是可行的。虽然理性内涵的差异导致了交流上的困难,但难题依然可以克服。这一原理性认识既可检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历史实践,又可分析和推论中国法律文化构成的当下实践及其未来走向。     

法与人：从对立到和谐

法: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规则体系。法不是凭空产生的,法是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规则体系。这里的“人”是指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没有人,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无存在之必要,也无存在之可能;由此,法应该与人协调一致,人应该是法的主体、内容何目的,法应该     

日本法社会学及法文化探析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屿国家,日本的法文化在经历漫长的演化之后才得以形成,独具特色。为了进一步推进日本法治文明发展的进程,本文在深入解析法社会学在日本兴起的历史原因的基础上,指出了日本法社会学思潮的主流是法文化研究,提出了比较法文化研究促进法社会学思潮繁荣,以期实现加快推动日本法治文明发展的目标。     

试论和谐法文化

和谐法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根置入中国传统和谐文化思想的骨脉里。和谐法文化是以和谐权为主要内容,发挥法的和谐功能,体现法的和谐之美,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起导向作用的一种社会主流法律文化形态。     

论文化法的基本原则

文化法基本原则的确立需要以其基本宗旨为基础、合乎文化现象之规律、公共管理之原则,并尊重产业发展的市场准则。文化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包括文化自由原则、切实公平享用原则、产业促进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以及精神价值优先原则。同时,这些原则还衍生了非歧视性原则、文化主权原则等。其中,文化自由原则是文化法律实践的逻辑原点,切实公平的文化享用是文化法制与政策追求的最终目标,精神价值优先、文化多样性是对文化本质属性与功能的体现,文化产业促进则是为实现其他原则所必要的工具性原则。多项原则作为一个体系,服务于文化法律实践的最终目标。     

综论独树一帜的中华法文化

中国是一个地处东北亚大陆、资源丰富的内陆性国家。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自然经济结构、以宗法家长制家庭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以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为统治思想、以皇权神圣的专制主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诸因素,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也决定了中华法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诸如:礼和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伦理法、自然和谐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人本主义、综合性和包容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等等。对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反思,客观地予以评价,从中吸取当前法制建设所需要的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九品官人法浅探

九品官人法作为选官制度,贯穿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最后于隋朝被科举制度所代替,在这段时期,对当时选拔士人入仕为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制度上存在的种种缺陷,最终还是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普遍选拔官员的有效制度,但其留下的历史意义,很值得我们借鉴与研究。     

法哲学视野中的人的思考

人是属人世界中的一切存在和关系的中心。以此出发 ,人理应也是法的关系和法的世界的主体与中心。法的构建与历史演进、法的底蕴、法的根本价值指向和评价都应当在人中寻找。法哲学是对人的存在、人性、人的本质的理解和把握。法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和关系 ,对主体的人又产生重大制约作用 ,法使人成为法的存在物、权利的存在物。     

三维解构顺治朝逃人法

逃人法在顺治时纂成＂督捕则例＂,也在此时推行最为严厉。本文指出通过对其时土地制度的分析,能看到逃人产生与当时圈地、投充和庄园制度的联系。通过考据顺治时史书,能找到逃人法变化与当时政治军事事件的内在联系。而通过文化内涵解析,则能发现逃人法存在消亡,实质反映了满汉文化上的冲突。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三维历史解构,才能使纸面上的律法呈现真实影像。     

法与人:从对立到和谐

人是法的逻辑起点,法是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规则体系,因而法与人应该是相协调的,法应该以人为本;然而,在阶级社会,法异化了,或以神为本,或以物为本,法与人相对立。法的异化扭曲了法的本质,背离了法的本意,制约着人的发展。法回归于人,法与人和谐统一,既是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法学世界观为法回归于人奠定了理论根基,社会主义制度为法回归于人提供了先决条件。目前,我国在法的人本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要实现法与人的和谐统一,还必须做出多方面努力。     

浅谈法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法文化是一种以现代法文化为主，同时又融合了一些传统因素的法文化。其中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尊重人权等理念和主张都是重要内容，追求和谐、非讼解决纠纷也包含在内。法文化具体来说包括法律意识、法律制度、法律实施．法律设施、法学教育与研究等方面内容，本文通过对法文化具体内容的浅要分析，阐述法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和谐社会对法文化提出的要求。     

腐败原因的法文化透视

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是法治社会极不和谐的音符。政府官员的严重腐败有着深刻的法文化背景。国家、官员、民众在对待政府官员腐败问题上呈现出的双面人格,是造成类似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以法文化为视角,对这些双面人格进行深刻省思,无疑具有相当的穿透力和理论价值。     

浅议甲午战争之后法文化的变迁

我国在漫长的历史风月中,还渐形成了自己的成文法传统。本文通过对中国甲午战争之后法文化的论述,从多个角度论述了甲午战争之后的法文化变迁。     

平等身份与近现代民法学——从人法角度理解民法

我国《民法通则》第２条规定了平等主体，但是，主体的平等性不仅仅是规定于法条中的词句，它更需要深刻的反思。从罗马法、教会法、封建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直至近现代民法的产生，其中包含着对于主体及主体的平等性的觉悟和规范。本文通过对民法中平等主体的发展过程，认为人法在近现代民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近现代民法的重要特色。揭示了平等主体是民法的灵魂，也是民法移植过程中需要正视的重要问题。不重视主体的平等性，民法将失去其灵魂     

满族传统婚姻家庭法文化研究

满族作为中华民族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建立了一个中央政权,还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余年,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领土完整、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随着社会的交流、融合和发展,居住在城市的满族人的民族特点正在逐渐消亡,因此寻找满族曾经的痕迹和拯救满族的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力图从法文化分析的角度出发来剖析满族传统婚姻家庭中各种制度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理念。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

本文将情理法视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把对于法律的情理化或情理性理解作为古人对法律精神、法律基础的文化追寻,重点探讨了情理作为司法要求发轫于断狱,扩展于以情理去理解法律的依据、法律的精神,延伸于立法中贯彻情理要求及其内容,分化于对情理的理解发生分裂的传统中国整个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本文潜隐着把情理法作为整部法律史理解的意识,对古代讲究情理的传统在立法、司法上的主要表现作了尽可能详细的叙述,就其对现代法观念的影响也作了简单的概括。     

狱的法文化考察

该文对狱的原意的传统解释提出了异议，并对狱的派生义一一作了梳理。文章还对与狱相关的一些法文化范畴作了诠释。最后，该文对狱文化进行了评议     

理性人标准在知识产权法中的规范性适用

商标法中的“相关公众”、专利法中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及版权法实践中的“普通观察者或听众”等拟制人格与传统法律上的“理性人”概念在构成和功能上无实质性差异,在学理和实践中经常被视为知识产权法语境下之“理性人”。分散于知识产权法不同领域中的理性人标准具有极多共性成分,“公因式”的提取可以为其适用提供更为简便和协调的路径。理性人标准适用于客体适格性确定、侵权判定及权利解释等知识产权法领域。在对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进行拟制时,应考虑所属群体范围、认知水平及时间选择等要素。知识产权政策目标定位和围绕着知识产品的“物化”环境两个因素影响着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的确定。实际判断者与理性人之间认知偏差的矫正以及理性人标准的类型化是解决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客观化”障碍的主要路径。     

论依法行政的传统法文化阻滞力

自从1993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行政机关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的依法行政理念和目标以来,已有20个年头了。然而中国的依法行政并未取得人们所期望的良好效果,依法行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传统法文化阻滞力。传统法文化的人治行政观念、官本位思想、依情理行政、行政程序虚无主义和行政的无讼法理念严重阻碍了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为了实现依法行政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从行政法制度的改革和改善以及行政法文化建设两方面来克服传统法文化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产生的阻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