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脱逃惯犯变态心理的分析及矫治

一、罪犯基本情况 罪犯孙继新,男, １９６２年生,山东省泰安市区农民。 １９７７年因盗窃财物被强迫劳动,其间多次脱逃; １９７９年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 ３年, ２年后刑满释放,在回家途中行窃,当年９月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 ５年; １９８３年 １１月脱逃,途中行窃被判处有期徒刑 １５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２０年; １９８４年 １１月因脱逃被判处有期刑 ３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２０年;１９９２年及 １９９５年脱逃两次,均被及时抓获。孙犯在济宁、泰安、济南等地服刑,在强制劳动及服刑期间脱逃及预谋脱逃达…     

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累犯规定浅析

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的规定,不利于为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是与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相违背的,也是新刑法典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精神相违背,与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改革方向相违背。     

浅析未成年人不应成为累犯

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作为一项原则,实际上早已为许多国家所采纳。具体而言,将未成年人排除在累犯适格主体的立法例有两种:其一,只要是未成年时所实施的犯罪,均不作为认定罪犯时的“前罪”考虑。即前后罪实施在未成年时的情况,不构成累犯,而且前罪实施在未成年时后罪实施在成年时,也不构成累犯。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明确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泰国刑法典第94条明确规定,未满17岁之人,其     

特殊累犯成立范围之吾见

累犯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刑法裁量制度。《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作了修改,包括特殊累犯,特殊累犯的类罪名由原来的一个增至三个。法律的规定通常相当简练,对规定的不同理解,会得出法律适用的不同结果。《刑法修正案(八)》公布后,对于特殊累犯的成立范围,学界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本文拟关于这一论题阐述个人见解。     

连累犯与共同犯罪探讨

连累犯涉及的是犯罪过程后的牵连行为,它与具有复杂意义的共同犯罪具有本质上的差别,是一种内涵极为特殊的单独犯罪。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对于连累犯所做的规定呈现出了大幅度的增加,而在实际判罚过程中对于连累犯的判罚也使得相关司法人员极为困扰。这就要求理论界和实践界就连累犯相关的问题必须给予更多的关注。     

我国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不构成一般累犯,并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犯前罪时不满18周岁”即可排除累犯的适用,充分体现了刑法对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别保护。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的立法依据在于对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价值选择,而在未成年人不具有人身危险性方面缺乏理论依据。这一规定虽已在刑法规范层面得以确立,但在当下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不断出现、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以及未成年人再犯数量较多的情形下,有必要在保护与惩罚之间作出权衡,进而在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的应然层面展开思考。对于未成年人累犯制度应当以累犯的排除适用为原则,例外适用为补充。合理构建未成年人累犯例外适用条件是我国未成年人累犯制度重构的关键,未成年人累犯例外适用条件可以在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质与量的二维体系下予以具体构建。     

批判与重构：未成年人累犯问题——从本体学角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能否构成累犯，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规范学上的累犯作为一项制度设计，有其自身的价值与使命，未成年人与累犯是否契合需要从实质内涵上加以考察。由于受未成年人自身特点、保护未成人年一贯精神、刑罚目的性、刑事政策等价值追求所影响，应该以未成年人不成立累犯为原则、以重构后的特殊条件为例外，这是结合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并且基于价值冲突权衡的理性抉择。     

青少年性犯罪、累犯和恢复性司法:来自法院和少年司法会议的案例比较

我们的目标是,确定受到性犯罪指控的青少年(即实施犯罪时年龄在18岁以下)中再次实施犯罪和再次实施性犯罪的总体比例。在超过六年半的时间里,在南澳大利亚受到指控的性犯罪案件(N=365)所涉及的类型从露阴到强奸,最终通过法院、会议或给予正式警告的方式结案。我们对照此前的犯罪,探究再次犯罪是否会因结案场所,或将案件移交专业的处遇项目——玛丽街项目而有所区别。跟踪的时间为6至84个月。我们运用生存分析的参数形式,使混合Weibull模型去拟合Kaplan-Meier失效时间(再犯时间)的累积分布。引入协变量(例如前罪或将案件移交玛丽街项目)用以检验生存率、免疫比率(或二者)在组别间的差异。至截止日期,54%的青少年因新实施的其他犯罪而受到指控,而只有9%是由于实施了新的性犯罪而遭受指控。由法庭审理的青少年案件的再犯率高于以少年司法会议形式结案的再犯率,但这些差别大多归因于前罪。在以往未曾犯罪的组别中,以少年司法会议形式结案和移交玛丽街项目的青少年的再犯率明显减缓。我们能够确定前罪的主要效应,但这个小样本无法理顺多个协变量(比如犯罪类型、较早认罪以及对法律和治疗的反应)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也无法探究与性犯罪的再犯特别关联的那些因素。将青少年置于不同法律路径的那些关键因素相互纠缠,不论是在自然的背景下抑或是随机的现场实验,都会影响少年司法会议和法院结案后果的比较。因此,以后的研究应当探究这个现象。     

跨刑事责任年龄同种犯罪交织之累犯认定路径——基于量刑规范视野下的刑罚评价思路

未成年人在不满十八周岁以前犯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否能够作为其成年后再犯罪而被纳入刑法累犯评价的情节.对此,学界尚无统一的定论,大致存在“独立评价说”、“主次区分说”、“有利于被告人说”“立法意旨说”、“未成年人身份说”等观点.我们认为,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瑕疵.通过精确解析判决结果中对行为人成年犯罪部分的刑法“评价含量”,可以对此问题做出精确判断,从而对犯罪嫌疑人不枉不纵、充分发挥刑法功能,推进量刑规范的深入.     

关于累犯问题的犯罪学实证分析

从犯罪学角度分析累犯问题是制订相应刑事政策的需要。作为再犯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累犯在诸多方面与一般意义的再犯存在区别。刑满释放人员之所以在回归社会后的较短时间内之所以能形成累犯，总体上与其对再犯罪的机会成本认识程度有直接关系。所以，预防累犯的关键是提高累犯的犯罪机会成本并使之为易形成累犯的群体所认同。     

对新形势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几点思考

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在这种新形势下，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伟大的民族复兴，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那么，怎样弘扬和培育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呢？首先，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基点和氖围。其次，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贯穿国民教育的全过程。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能否真正做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申创新．直接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能否顺利推进。     

对塔利班现象的思考

塔利班政权垮台了.塔利班来去匆匆,生得突然,长得神速,却又兵败如山倒.塔利班集推行极端原教旨主义势力、支持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于一身,给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它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老塔利班寿终正寝了,其残余势力是否会死灰复燃?如何防止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新的塔利班?为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对塔利班现象进行深深的思考.     

对权力的再思考

权力是西方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人们对权力的看法见仁见智。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外交政策》杂志2003年第1期(1/2月)美上发表《对权力的再思考》一文,认为在当今恐怖主义组织、外交联盟和国际金融机构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美国要持久保持其全球绝对优势和影响力,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具有道德权威。文章主要观点如下。     

刑法修正案八涉少条款解读与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的一大亮点是完善了对未成年罪犯的从宽规定,相对而言,这些从宽规定是抽象的,必须细化修正案的规定,解读“未成年犯不构成累犯、被判五年以下未成年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适用以及视情可宣告禁止令”等修正案的精神,探讨与解析未成年犯累犯排除规定是否包括特别累犯和毒品再犯。而禁止令作为新的一项措施,必须从必要性、针对性、可行性、不得重复禁止等角度明确禁制令的内涵,同时,结合司法实务,通过正当程序严格禁止令在宣告、变更、法律文书表述过程中的操作,从而增强禁止令的法律适用效果。     

对斯大林模式的再思考

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在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学术界围绕改革正进行第三次大争论。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地认识斯大林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论述以下几个问题: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与特点;列宁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斯大林模式在苏联长期未能根本改变的原因;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国缘何要坚持"以苏为鉴"、深化改革与走自己的路。本文的重要结论是:斯大林模式与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相背离的,与列宁晚期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轮廓也是不相同的;苏联历次改革的史实表明,在苏联剧变前基本上保持了失去动力机制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即制度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就是说,苏联剧变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中国只要坚持改革,不走苏联的老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定能顺利实现。     

对伊斯兰政党现象的一点思考

伊斯兰政党是 2 0世纪初尤其是二战后在西亚、北非等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出现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宗教政党。伊斯兰国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促成了伊斯兰政党的产生和发展 ,它的存在又对当代许多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冲击和影响。     

对朝鲜政策的再思考

对东北亚安全领域合作问题的讨论通常涉及到美国、日本、韩国及中国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互动。在许多西方的媒体中,朝鲜常常都被当作共同遏制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朝鲜不但从未被视作是地区安全合作的一个平等参与者和伙伴,反而被描绘成一个很难约束的国家。在他们看来,朝鲜不仅威胁本     

扩大共识，促进合作——对江主席出访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思考和理解

近几年来,江泽民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多次访问中东。如何认识这些访问的现实意义,对加深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具有指导意义。本文认为,世纪之交的世界局势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和立足点没有改变。随着中国周边地缘战略形势的复杂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全面加强和巩固同中东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中国当前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且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三振出局”法下未成年判决用于加重刑罚的合理性质疑——以PEOPLE V.NGUYEN案为例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三振出局法下,如果存在先前认定之罪,则会导致法院双倍判决现罪。但是,对于未成年人判决是否构成先前的重罪,不同法院之间存在很大的司法分歧。最终,加州最高法院认为,陪审团的缺位不影响未成年人判决构成先前的重罪;现有犯罪行为表明犯罪嫌疑人没有对过去的犯罪行为进行悔改,因而依据累犯增加量刑是合理的。这意味着法律将未成年人判决等同于严重或暴力重罪的成年人犯罪。这无疑将增加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惩罚性并削弱其补救性,易使矫正未成年人的制度功能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