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不能打扰"法"——从法治的角度看法与道德

法与道德可以说是法学的永恒主题,法治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和处理法与道德的关系仍然值得我们深思.然而,法与道德的关系,横看成岭侧成峰,本文从法治的角度看待法与道德,希望能从法治这一条线索试探索中国建设法治社会,处理法与道德的关系的更佳方法.     

“道德”不能打扰“法”——从法治的角度看法与道德

法与道德可以说是法学的永恒主题，法治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和处理法与道德的关系仍然值得我们深思。然而，法与道德的关系，横看成岭侧成峰，本文从法治的角度看待法与道德，希望能从法治这一条线索试探索中国建设法治社会，处理法与道德的关系的更佳方法。     

论我国法治进程中法律与道德问题

我国法治进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最终可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即法律和道德问题:法律秩序的构建与形成实际上是社会成员道德秩序重构的过程。在一个缺乏道德信仰的社会里,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建成法治社会的。因此,社会存在的各种法律问题可能只是表层现象,其背后的问题应当是道德问题,即道德自觉、道德修养与道德信仰。所以,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法律和道德问题!     

法治理念和道德观念对执法者的影响

从古到今,法律、道德和宗教一直是规约人类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三大规则体系,并形成了复杂的连带关系。而在当今法治社会,虽然我们在努力倡导、推进着法律化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唯法独尊"。事实上,法治理念和道德理念在司法执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     

浅议道德建设的法制化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而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条件，有法制才能实行法治。完整意义上的法制是全方位的，不仅物质文明建设要纳入法制轨道，精神文明建设也必须法制化，这样才能全面地运用法制来治理国家。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它也应接受法制化的洗礼。所谓道德建设法制化就是把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法律化、制度化，依靠法制的力量，在全社会推进道德建设。道德和法本来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同属于为一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     

康德法哲学的权利伦理视域与法治理想

康德围绕解决“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如何可能”这一法哲学问题,通过权利的普遍原则论证了权利的道德哲学基础、权利对于道德的优先性以及一个公民社会的私人权利原则是如何可能的;通过法治的理想社会原则论证了人的两重性、法治国原则以及一个永久和平的伦理的世界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康德法哲学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自然法思想、宪政理念和法治理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从事实层面上看，正是“道德法律化”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道德态势与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我国接受西方法治思想与模式原因的新解读

道德的“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的需要量是成反比的,即道德的“自我”单位越小,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就越大。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控制。某一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影响该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德治控制模式;西方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法治控制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所选择的德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反,并高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德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差;西方社会所选择的法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一致,并等于或低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法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发生反向渐变,因而社会从对德治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对法治模式的追求。     

处在“一体三元结构”中的法治与和谐——从《法治与文明秩序》谈起

和谐哲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构建和谐社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新任务。那么,和谐社会这个新主题与法治社会主题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关系,换言之,法治理念与和谐哲学各自维护和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标准,二者之间又当是何种内在关联?本文以文明秩序的范畴来理解和统合两种不同的行为标准,试图阐释法治理想与和谐哲学在文明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是兼容的。法治是一种法律文明的秩序,而和谐正是法治语境下的题中之意,是法治秩序理想下的道德之维与道德秩序,二者统一并兼容于中国人良善生活的建构进程之中。     

成也青天,败也青天

在过去,包青天曾经是一个人;在今天,“包青天”象征着一种腐朽的法律体系与理想的政治道德的结合体。“包青天”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包青天”代表着民间百姓对政治道德与法律制度的看法、态度、心理与观念。民众看透了官员的腐败,民众看透了法律的落后,因此自然会怀念起包青天。当然也有人说法治社会仍然需要包青天。不错,任何时候,不管法治发达到什么地步,人类社会总是离不开优秀政治家、公务员和司法官身上的道德素养。但是政治道德与法律制度毕竟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在功能上互相替代。从政治道德意义上讲,“包青天”代表国…     

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

中国的法治理论是继受西方的产物。西方的法治学说主要有两种路向 :一是“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 ism) ;二是“普世主义”(ecumenicalism)。前者遵循西方的古典传统 ,通过展示西方某些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以及对“法”的某些道德要求 ,向人们证明建立一种理性的法律秩序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后者则试图绕开西方那些基本价值和道德要求 ,单就“法律秩序”自身范围内寻求对法治的认知和实践。不同文化按自己的观点去证立法治 ,并从各自的实践和相互对话中达到对法治规范的共识也是可能的。中国法家的“法治观”在一定程度上与普世主义的路径是相融通的 ,本文尝试借着比较法家的法思想与实证主义的法思想来检讨当代中国接纳普世主义法治观的可行性。     

习惯法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地位——从一个模型的建构说起

习惯法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同制定法处于同等地位,在社会控制系统中,分别形成了"道德——国家制定法"和"禁忌——习惯法"两个相对封闭又相对开放的法律体系,两个体系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共同在社会控制系统中起着维系民族文化、规范社会秩序和引导法治方向的作用。在法治至上的现代社会,通过对习惯法主体地位以及其他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来构建中国语境下以善为主导的法治社会,使中国传统的"礼治"文化渗透进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这对于民族记忆的保存和国家法治的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治与人性尊严——从实践到理论的反思

作为现代民主宪政社会不可或缺的生活形态,法治的意义及其核心价值,不论在具体法律实践或抽象理论阐述上,却依然存在着极大争议。"大法官会议"以人性尊严为本的法治观点,毋宁是一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法治观点。无论是形式合法性或民主程序的法治要件,均无法在法治的具体实践上,保证执政者或立法者不会借助法治的形式要件,来追求满足其政治野心或个人私欲的不正当目的。法治理想的追求,应当着重法律实质内容的道德论证质量。就人性尊严的内涵来说,德沃金提出的两项人性尊严原则,内在价值原则与个人责任原则,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借镜的理论资源;特别是,他对人的内在价值的诠释,亦即人具有由自然与人类共同创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客观价值,适足以填补大法官人性尊严观的论述盲点。     

我国法治实践的若干法律问题

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明确提出,我国的法治进程得到不断推进。但是,“人治”观念的影响、民主政治的不健全、道德与法律在法治进程中同时并存、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矛盾、乡土社会实施法律的艰难以及法的实效的不理想却造成我国法治进程比较缓慢。因此,我国应加强“法治”观念,真正使民主制度法律化,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实施,尽量通过提高立法技术等措施保证法功能、目的的实现,进而使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更大的成效。     

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

法治，既意味着善法之治，更蕴含着人类对普遍的道德理念价值与终极关怀目的之追求；法治，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而且还包容了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道德法律化，既是将人类的道德理想、原则、规范铸为法律的过程，也是善法由此产生并存在的过程；法律道德化，则是使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由是观之，由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当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自然历史过程     

法治,其实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过程

法治,是时下中国社会正欲努力付诸实践的宏远方略.中国社会在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也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必然转轨,这既是中国人民在历经苦难、思考和探索之后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开始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后一个必然选择.为了加速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围绕着法治建设而展开的法律教育、法律宣传正如火如荼.但站在一个稍高一点的层面,面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思考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我们必须指出,实行法治,实现法治,在深刻的层面上,首先是加强法治意识的培养;在现实的层面上,其实是一个由上而下的实践过程.     

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浅探

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古代中国德治与法治的文化、思想渊源,自然哲学的观点来分析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用结果倒推的方式来分析德治与法治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究其区别。     

论立法者道德对律师立法的影响

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①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过程,以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为标志。在这20年中,我国在法的领域进行了全面改革和制度重构。“一个真正的法律制度包含着自己固有的道德性”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要的道德为基础。转型时期律师法律规范中,仍然存在传统道德意识与现代法治道德要求的冲突,司法实践中已经暴露其消极的一面。不将这种保守、落后的道德观念肃清,法律规范将失去效用．作为现代标识③的律师制度不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在我…     

法治是他律

法律和道德的基本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他律,后者是自律。法治的完备化,法律的他律性更加突出。在传统社会中,许多本来依赖于自律的行为也逐步他律化、法律化了。比如,官员的个人品行,在发达法治国家都已成为法律问题,由《官员道德法》加以规范。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点是自觉,这是不准确的。他律是法的特点,法都具有他律性,否则就不需要法。我们经常讲到的法律自觉,与道德自觉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法律自觉是一种“不得不自觉”,如同卢梭所讲的“逼迫自由”。我们不能因为某人守法就否认法律的他律性。其实,普遍和…     

晋铸刑鼎：中国法制史上的辉煌之作

法治是社会运转的根本,将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统御在法的框架之下,包括各种法律、规章、制度、标准等等,甚至包括行为规范,是整个社会共同认定触碰有惩的道德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