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政府公共服务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随着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理念与实践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和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契机，改革现状的分析，从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治理能力；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公共服务法律体系；组织体制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公共管理的道德秩序的重塑这几个方面对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基本思路做出初步的探索。     

从有限政府到有效政府——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价值新取向

中国政府改革是一个涉及中国整体改革的大问题。因为政府改革既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也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连。回顾近15年来中国政府改革的价值转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改革的价值取向正逐渐从有限政府转向有效政府。     

协同性与网络化:英美两国整体性政府模式之比较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在经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普遍使用,出现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政府。它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所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强调整体与合作及信息时代背景。整体性政府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也是探究政府改革的学术前沿领域。比较研究英美两国(议会制和总统制国家的典型)整体性政府模式理论与实践,探讨西方第二轮政府改革中政府模式的最新发展情况,以期能在中国政府改革过程中对政府模式选择起到借鉴作用。     

论改革年代中国政府能力转型发展

政府能力是解释政府有效性的关键。动态的组织能力观点为透视改革年代中国政府能力转型发展和理解中国政府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路径、中国政府能力基础的转换和中国政府运行惯例进行分析,旨在揭示中国政府能力转型发展的过程和动力机制。     

中国政府管制能力评估及提升的目标选择

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提升政府管制能力,实现良好的社会管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加强我党执政能力的题中之义。文章从政府管制能力的界定出发,结合模型和社会现实对中国政府管制能力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中国政府管制能力的五大目标选择。     

论网络政治视阈下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

在当代中国,网络政治的发展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有技术上的,也有制度上的。增强网络政治视阈下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必须构建以法律制度、基础设施、网络政府为基础的,以政府治理为核心、多中心的治理模式。     

中国政府创新体系和研究取向

政府创新是促进政府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政府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政府创新内涵界定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政府创新有着深刻的现实动因和需求,是经济全球化和治理国际化的客观要求,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必然。中国政府创新是一个体系,分为两个方面和三个层次。大力推进政府创新,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理论、形成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体制、拓展并革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治理工具。     

权责调整视角下的政府层级改革趋向——以地级行政建制的演变为例

省管县的讨论是中国政府层级体制改革的一个直观体现,地级市建制演变的历程和政府职能变革的历程联系在一起,中国政府正由政治统治型政府向经济管理型,再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发展。政府职责权限调整与层级改革的内在关联就在于通过对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升政府能力。现阶段职责权限调整,也就落脚于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成了政府的改革方向。层级改革的指导原则,需要考虑政府及其组成成员、民众、施政环境以及利益集团等因素。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治理和善治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在于:推进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分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制度建设,这四个要素乃是构成政府善治的最重要的制度平台。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开明政治家的改革取向、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知识分子的理论力量、国际制度的制约力量以及全球竞争的外在压力。     

创新公共管理 建设服务型政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政府应该创新公共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是摆在国人面前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根据政府服务职能的定位,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应做到以顾客或市场为服务导向,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财政体制和制度及建立并优化公共保障机制。     

三角模型框架下协同型政府的特征分析——以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为参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了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新一轮改革强调部分之间协调行动、相互促进，强调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我们将这一轮改革所欲实现的政府形态称为“协同型政府”。将三角模型作为协同型政府的组织分析框架，并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较可以得出，协同型政府表现为善治的政府、“无边界”的政府、“社会人”政府、使命驱动的政府、灵活应变的政府、“外向型”政府和“魅力型”政府。为此，政府必须着力培养战略思维和发展眼光；必须努力提升自身形象和凝聚力；必须不断提高合作能力；同时，又必须善于放权，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治理。     

掌舵型政府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虽已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掌舵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改革思维、政府理念 ,可为我国当前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改革提供诸多启示。只有将政府职能的内容和目标明确定位 ,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才能适应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全球化进程 ,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的新形势、新情况要求 ,顺利推进 ,真正到位     

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掀起了一场范围广泛的“结社革命”，即第三部门运动。成千上万的第三部门组织活跃在环保、医疗、宗教、慈善、教育等传统的政府活动领域，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第三部门也获得了很大发展。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断的调整，第三部门对于克服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效”、推进政府管理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缓解就业压力以及提升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成为愈来愈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     

论项目导向型政府及其对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两次转型,以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中国政府发展模式最终确立起来.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是以社会的高度现代化为要件的,即市场的高度发育、社会的高度分化和市民社会的高度成熟、法律的高度政治定位、政府财政的高度公共化.但目前中国这些条件都还不成熟.项目导向型政府模式则是既以公共服务为最终取向,又符合中国国情的过渡性政府形态,它的特点决定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这种政府形态作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种过渡.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考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的奋斗目标。政府作为社会的主要管理者，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政府应当积极推动自身建设，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从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深化机构改革、完善财政体制、提高公务员素质等方面综合推进。     

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

近年来,在“学习型组织”理念滥觞的话语背景下,“学习型政府”也成为流行一时的新概念。相对于“长官意志”和“论资排辈”而言,“学习型政府”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学习型政府”仍存在着被动学习、目标不明、学用脱离、成本高昂等局限性。为了提高各级政府的科学管理水平和政策驾驭能力,政府管理在理念上需要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并通过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决策咨询机制、建立政府与学者互动机制,建构具有前瞻性思维和追求卓越境界的政府运行新体制。     

“小政府”：渊源、意义及其向度

产生于19世纪西方国家建立的以低消耗的廉价政府"小政府"模式,经过历史的扬弃,发展成在权力、职能、规模上受限的政府.当代意义上的"小政府"是指机构精简、职能有限、权力受限的政府.许多对"小政府"的质疑和批判,皆源于对"小政府"的内涵误读为小政府必定不是强政府、小政府模式已陷入困境、小政府是乌托邦,没有用动态的观点去理解.只有科学理解这一模式的内涵,才能明确其对当前政府改革具有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体制;培育公民社会,扩大社会自治能力,限制政府规模等指导意义.当今,政府有效性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有效政府成为"小政府"模式发展的向度.     

打造便民效率政府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种种新问题、新情况要求中国政府进行变革,寻求新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从法律的层次上对行政许可进行规范,提倡打造一个新型的政府,包括其便民性和效率性。它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政府的职能将进一步转变。     

政府职能社会化的现实基础与机制建设

政府职能社会化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转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各国在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有强政府弱社会、弱政府弱社会、弱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四种模式。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政府职能社会化的政治基础和经济条件,建立公民自主管理和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是政府职能社会化的基础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