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预防的哲学基础

犯罪预防的目标是防患于未然,其哲学基础是人性的恶与善及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人性恶、人的非理性使犯罪预防具有必要性;人性善、人的理性使犯罪预防具有可能性。应注意犯罪预防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界限。     

社会转型与哲学关怀——宗教关怀与社会发展

宗教意识形态使人们在追求彼岸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此岸的世界,有意无意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西方文明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把握基督教文明有助于我们抓住西方文明的精髓。其次,分析宗教存在的必然性即人性根源,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文关怀的视角,处理好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关系。最后,分析我国传统信仰的特点和现阶段信仰的特征,正确处理传统与外来、伦理和科学、信仰与发展等问题,发挥宗教在转型时期对我国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西方人性理论研究綜述

西方人性理论,从古希腊到近现代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学者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古希腊哲人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观、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及近现代西方人性假设理论。通过对这些理论的剖析,对我们采取管理措施有重要理论及实践价值。     

西方古典人文精神的两个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柏拉图提出“人是什么?”奥古斯丁提出“我是谁?”这是西方古典人文精神的两个基本问题。古希腊人对“人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把理性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奥古斯丁所问“我是谁?”使人脱离了自然秩序,把自己放在上帝面前。人为自己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即人与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爱即信。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我是谁”的回答,把信仰提到了首位。     

知识、人性与治理模式的关系

在影响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中,知识与人性一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们基本上以善恶阐释人性,而在知识的纬度上,根据拥有知识的多少也可以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还有理性与感性、理性与经验的关系,知识往往也是人性的构成要素。整体而言,中国传统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伦理属性,贬抑人的生物属性;而西方人性论则偏重人的自然属性和认知属性,并给予正面评价。中国根深蒂固的等级人性论使得中国古代的治理模式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最终都走向人治或人治下的“法治”。西方因有了自然法中的“平等”因子,治理模式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自然、契约与人性——古希腊智者与近代契约理论的界分

契约理论是关于国家(城邦)起源的重要理论。古希腊智者学派在自然与约定的争论中表达了早期的契约理论,将自然本性和人性完善作为契约的基础,对人、社会、自然做出了界定,同时也抬升了人的地位。近代霍布斯、洛克以自然状态为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以人性的欲望至上性为基础,在确立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削弱了自然和人的本性力量。通过古代与近代契约理论的界分,领悟到人的真正发展是自身发展和自然的复活,是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     

多维人性论

人的客观存在是立体的、多方面的。从多维的数学方法研究认识人性,比较全面;人性是人的特质赋予的本性或品性,可分为基本人性、高级人性、低级人性与潜在人性,从不同方面反映人的实质;基本人性人人皆同,潜在人性人人皆有,但高级人性与低级人性却有所不同;这对于拓展人性认识视野、丰富对人的认知、提高对人的教育与管理的理性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法律信仰的内在悖论

法律信仰目前在中国面临着特殊的遭遇和困境。中国法制在逐步确立法律信仰的过程中面临着几组悖论性问题,主要从法律信仰对于人与对于法的内在性、法律信仰的理性世俗化与神圣性、合理性与非理性、功利性与超功利性、守法的无知性与批判反思的自觉性等关系中,展示出法律信仰问题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运动。     

论宪法的人性尊严原则

从法哲学上看,古希腊学者普罗泰格拉斯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中世纪神学大师阿奎那主张神性决定人性;近代以来,洛克等经验理性主义者主张自私、贪欲是人的本性,因此每个人追逐自我利益的结果必然导致他人被工具化和商品化,康德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提出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命题,成为近代以来人性尊严的核心机理。在中国,自古就有“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人性观,孔子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出了“四心说”和“富贵不能淫”的人性观;现代儒学者蒋庆主张“礼乐制度中的人性尊严”。故此,西方学者主张的是一种利己的权利论式的人性观或者个人主义人性观,中国儒家学者主张的是一种利他的义务论式的人性观或者团体主义人性观。从法释义学上看,个人主义的人性观极力彰显个人自由,尤其是契约自由,国家主义的人性观过分强调整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二者均容易导致个人被工具化和商品化;人格主义的人性观介于二者之间,当为可取;“人性尊严”与“人格尊严”的区别在于：“人性”是相对于“神性”和“兽性”而言的,“人格”是指特定人的身份、资格和能力,是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化权利。人性尊严是一项上位宪法原则,正如国际人权法条文规定的一样,是各项具体人权的本源和基础。人性尊严原则的功能表现为：确立了国家权力运行的人性基础,标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底线标准,设定了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推定原则。     

理性信仰的现实关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性信仰反思

马克思主义理性信仰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容忽视的维度。马克思主义信仰要坚持理性解读,从宗教批判、理性根基、理性维度着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进行理性剖析,找准信仰的内涵偏差、内在缺乏、外部困扰,分析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否定和怀疑的根由,以理性的目光审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的问题,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定位,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使其成为大众不能脱离的生命信仰,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充实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性信仰体系。     

从容隐原则析儒家思想的人权色彩

在我国古代证据法律制度发展史中存在的容隐原则,过去一直因其包含了浓厚的宗法精神、封建的三纲五常特质而招致批判。然而联系人权理论的特点和发展,当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原则时,我们不可否认其符合于人性的合理性的一面。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的重新反思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是人性问题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的古老话题。历史上,“共同人性”曾经遭到“性三品”论和“阶级人性”论的冲击和批判,当下又遭到非本质主义哲学的解构,似乎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其实矛盾百出,遗患甚多。重新盘点、比较、甄别和反思中外思想史上关于“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论述的得失,清除差等人性论,肯定共同人性论,不仅在当下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拨乱反正意义,而且对于自觉认识和把握普遍人性,顺应人性制定政策方针、实现国泰民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诉求及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可靠的规则依据,可以用人的理性去认识、揭示和利用。本文通过对理论界和学术界提出的四种思路的评析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以道理服人”“以攻心为上”的心智发展之路,以传统或习惯服人,以信仰服人,以事实服人,以道理服人,让民众相信它,进而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追求。     

希腊辩证法与罗马法学

希腊文化在对罗马的反征服中改变了罗马智识世界的一切方面,包括罗马法和罗马法学。传入罗马之后,古希腊辩证法又将罗马法学带入了古希腊的职业科学之门,并使之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科学。由此可见,古希腊辩证法和罗马法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福州人在纽约的宗教信仰活动初探

福州人在纽约的道教信仰情况如：将家乡道教俗神移植美国、膜拜祖国大陆其他地方移民所供奉的道教俗神、参拜台湾移民供奉的神灵、朝拜祖国大陆的神明、怀着＂有所求＂的目的进寺庙求福。福州人在纽约的佛教信仰情况如：参加纽约著名寺院的宗教活动、参加历史悠久的佛寺的活动、参加本地的著名佛寺活动、参加台湾佛教在纽约分支机构的活动、外州打工返回纽约的福州人见寺就进。福州人在纽约的基督教信仰情况如：牧师用福州话布道使福州人感到极为亲切、建造福州教友自己的教堂大大增强了教会的凝聚力、教会功能多元化使福州人得到诸多方便、特定的生活环境使纽约的福州人走进教堂。     

礼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礼观念出现于西周时期。但是,西周初年草创周代礼制,礼制到西周中期逐渐系统化,在此过程中,礼观念一直没有形成。礼观念形成是在春秋霸政时代,形成原因主要是贵族社会内部发生结构变化,诸侯国之间由宗法关系转向诸夏共同体关系,这一变化导致古代宗教信仰崩溃,以“礼”为中心的人文观念兴起。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诉观

作为一种执法理念的公诉观,应顺应国家意志的阶段性重心要求.以社会发展的眼光,挖掘公诉观的应然状态,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公诉观的内在品质体现在一系列基本理念中,包括:宽和、理性、人性.宽和的司法心境是实现公诉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前提和基础.公诉的理性精神深刻影响和决定着公诉的过程和公诉的质量,是公诉的逻辑起点.人性、人道则是公诉观的内在禀赋.     

社会转型期青年的宗教需求研究——广州青年的宗教信仰调查分析

通过对广州青年的宗教信仰进行实证调查,发现广州青年宗教活动参与制度化程度较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其信教的动机不同;家庭环境是信教青年了解、皈依宗教的最重要途径。宗教让信教青年获得心灵的宁静、更明确的人生目标,但对幸福感影响不明显。研究建议,关注青年的情感需求,用"无私的爱"进一步拉近共青团组织与青年的距离,用分类引导的手法切实提升青年工作实效。     

消费文化的形成根源与平民化趋向

关于消费社会的研究已引起了人们对消费文化的关注。消费文化的形成,与构成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欧洲人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消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商品经济助长了这种传播的势头。当今社会,消费文化不再是贵族的特权,在中产阶级中也已经广泛流传,并且大有向平民渗透之势。     

习仲勋民族统战工作的实践研究

我国统一多民族共存的现状决定了民族问题的极端复杂性。面对复杂的民族形势,习仲勋在主政西北期间,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在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平息叛乱、尊重宗教信仰、推进土地改革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具体而切实的民族统战工作。这些工作不仅稳定了民族地区局势、巩固了新生政权,而且对于当前全面建设爱国统一战线也产生了深刻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