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收费,记者可否?

金钱渗入某些领域,不但可能形成强势集团把握话语权,也让公众感觉金钱无所不能,有悖于公众的伦理道德观念. 　　近段时间来,“教授接受采访收费“闹得沸沸扬扬.据报道,今年年后,外交学院的部分教授逐渐统一做法:接受媒体记者采访要收取采访费,否则拒绝接受采访,采访费的价格至少每小时200元.收费理由是,接受采访要花费很大精力,而且常常要涉及自己的研究成果.……     

没有距离感的时代，如何克制冲动

过去，公众与很多新闻事件和新闻当事人之间是有距离的，远离新闻现场，与新闻当事人隔着很远的距离，无法从第一现场得到消息，而只能依赖媒体记者的报道——通过报纸或广播电视这些“媒介”了解到事实和真相。而新媒体的崛起则打破了这种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很多事件上，公众无须依赖“媒体”这个“中介”而可以直接接收各种信息，公众与新闻事件间越来越没有了距离感。很多事件，都是源于微博的策动，话题和线索从微博发起，起于微博，兴于微博，以微博为主战场，新闻当事人和主角都通过微博发布信息，网民也通过微博围观了解事件的进程。这样的自媒体传播格局，似乎使传统媒体的存在变得多余。微博就是第一现场，公众在围观中可以直接看到当事人的诉说和事件的进程，而无须多此一举地再借助传统媒体的报道。典型如近来微博的一系列反腐事件，传统媒体的报道多跟着微博走，人们在微博上可以看到比传统媒体直接和丰富得多的信息。公众与新闻现场和当事人没有了距离感，是新媒体赋予公众的一大福利，但对公众的媒介素养也是很大的考验。起码考验着公众在无距离地面对一个让自己义愤填膺的信息时，如何克制激情和冲动而作出理性的判断。     

信访：难以承载之重

国家信访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陈：2000年以来，全国信访数量一路高涨，特点是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媒体也用“信访洪流”贴切形容这种汹涌的上访潮。     

隐性采访面临的情理法挑战及应对策略

隐性采访俗称“暗访”,其特点是:隐藏采访身份、意图、手段,在被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拉近新闻源,向受众展示出实实在在、有血有肉、鲜活的“独家”新闻,具有最逼真的真实性和较强的可读性、可视性、可听性,因此备受受众青睐,成为媒体重要的监督报道手段之一。目前     

社会转型期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及其生成路径

媒体素养是新时期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加强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和新闻意识是应对社会转型期社会舆论多层次状态、新兴媒体兴起和媒体格局的变革、西方发达国家新闻渗透战略、公共突发性事件频发、领导干部媒体意识缺失等严重挑战的积极反应。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媒体意识,加大培训力度,主动实践锻炼、科学借鉴经验,创新机制,加强自身媒体素养,切实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拆除隐形的信息藩篱——媒体如何面对新闻发言人的另一种思考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既是我国政府主动打破信息的藩篱,尊重媒体、满足公众知情权、打造阳光政府的重要举措,又是政府公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发言人充分利用议程设置功能,根据政府的需要,主动向媒体发布新闻信息,使政府的议程影响媒体的议程,进而影响公众的议程,对媒体的信息屏蔽也因之产生。对此,各级媒体和记者既要充分利用新闻发言人制度所带来的采访便利,又要打破新闻发言人制度所带来的隐形的信息藩篱,坚守媒体责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真正满足人民的知情权。     

视觉故事

接受采访 “两会”期间，人大台湾团代表始终是媒体聚焦的对象。3月2日，代表们开始陆续报到。海峡之声记者就在第一时间来到台湾团代表驻地，商谈关于开设“代表日志”专栏一事，最终，胡有清代表承担了这一重任。代表们在会议期问，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全力配合记者采访，从而使今年的台湾团新闻依然呈旺盛之势。这里撷取一组台湾团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镜头。     

迈出官员问责制度化的第一步——中央党校教授张志明谈《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

中共中央最近批准实施《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因为有了重庆天然气泄漏、吉林大火、北京密云特大安全事故的主要领导相继辞职的新闻做铺垫,从而使《规定》的出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这迈出了官员辞职制规范化、制度化的第一步。”中央党校党建理论研究室的张志明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后,零星的官员辞职现象也有所出现.最典型的是在大兴安岭火灾中引咎辞职的林业部部长,此后还有一些, 但都没有形成制度。因此,在     

浅谈克服时政报道的“三多”现象

当今，不少观众普遍反映，电视新闻节目存在“三多”的问题，即领导活动多，会议报道多，一般性的报道多。导致时政报道出现“三多”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有些领导部门的会议太多，“文山会海”的官僚主义作风没有什么改变。许多地方出现没有电视记者到会不开会；无论大小视察、调研活动非要电视记者到场的局面。　　其次，由于领导机关或某些领导干部对新闻界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有的领导机关把会议报道或领导正常的调研、视察活动当作一种“政治待遇”。比如，一些属于一般性的工作会议，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但是，只要…     

博览之窗

重要政策出台应向民众解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现在公众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知情权也被认为是不能侵犯的权利之一。然而,坦率地讲,目前我们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一个提高认识和能力水平的过程。     

警惕联系群众“变样走调”

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在联系群众上仍存在种种背离党的宗旨的现象:作秀式。一些领导干部把联系群众当作上面硬性压下来的一种指标,被动地执行和完成。有的领导干部怕自己“联系群众”的“先进事迹”不为上级领导所知,下乡时必带新闻记者,还唯恐记者报道力度不够,往往对报道材料做亲手“润笔”,审核把关。群众讽刺这些电视里有影,广播里有声的作秀领导干部是“前呼后拥到农家,隔着玻璃看庄稼,穿着皮鞋搞劳动,报纸电视都有他”。怀旧式。一些领导干部一讲起联系群众,就将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原封不…     

是会议不是大会

因工作需要，一些地方党委主要领导经选举担任同级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但有些媒体在介绍报道这些领导干部活动时，往往用某某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笔者认为党委主要领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是担任而不是兼任。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为何都是领导

最近一些主要新闻网站对全国49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候选个人名单进行了公示。49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候选对象中竟然都是有一定职权的领导。其中各单位“一把手”则占了一半多。领导是决策者,相对于办事员和科员这类公务员而言,他们对公众的影响会更为深刻,公众对他们的行为也会给予更多     

当然喜欢朱镕基

我是新闻人，朱镕基当总理时，我关注他每一次在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的“答记者问”，那确是很重要的节目。中国总理答记者问的精彩一页，就是在朱镕基手上开创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不仅收录了他五次在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还收录了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在境外的演讲和答问”、“接受香港记者境外随行采访”的内容。     

从“不埋怨、不急躁、不掩饰”说起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就世博会开园100天接受上海媒体联合采访时谈到，办博最重要的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坚持“正视问题，不埋怨、不急躁、不掩饰”，“互相团结，互相支持，一件事一件事解决”。     

谁在消费我们的热情?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什么?按以往,"两会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代表、委员参加会议是议国是,代表人民表达意见和建议。"这种说法会很自然地在脑子里转,但跑"两会"年头越多,今年再看这个问题,忽然觉得难以回答了,因为娱乐化和追星化大大降低了两会新闻的公众注意力和质量。不仅本人有这样的看法,连代表、委员对于一些媒体记者也有了反感。"有些媒体拿到很多采访证,派出强大的阵容,但他们到底报道了多少?收视、收听率如何?在国内的影响力怎     

市场竞争中的媒体：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到底考的是金融风暴还是郑板桥？天天换说法，新闻上说的到底算不算数？”今年上海高考作文题报道，一个网友帖子引发了新闻媒体上三个版本的“作文题”混战，广大市民莫衷一是。如此争夺市场引起的新闻乱象，如今已成媒体一景。在网络时代，一些媒体为“抢新闻”，将网友爆料帖直接拿来报道．而不核实真实性，事后再更正澄清。人们不禁质问：在抢新闻、抢销量面前，媒体的责任哪去了？     

开阔视野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说重要政策出台应向民众解读《瞭望东方周刊》第17期刊登记者专稿透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现在公众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知情权也被认为是不能侵犯的权利之一。然而,坦率地讲,目前我们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还处于起     

新闻编译中的标签策略与跨文化偏见

新闻标签能提高公众对某则新闻报道的关注度,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是国际新闻传播领域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受意识形态、市场逻辑的影响以及出于文化冲突背景下宣泄情绪的目的,新闻编译人员常常会在加工源语报道时添加一些新闻标签,主要是意识形态标签、市场取向标签和民族主义情绪标签.这些标签是跨文化偏见的显性表达,违背了跨文化新闻传播的伦理.     

话语精萃

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温家宝总理读黄宗羲著作感言。摘自8月24日《报刊文摘》。“一心为民”是公正司法的精神支柱,这根支柱一旦倒塌,法官将沦为私利的俘虏,司法将成为违法者的帮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是当前和今后人民法院工作的指导方针。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加强了可操作性和刚性,将不再是“棉花法”、“软法”。——8月28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就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一些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