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象·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一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国家的理念,坚持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相统一,保障人权优先的原则。在“社会先于国家”的理念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这种模式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一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国家的理念，坚持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相统一，保障人权优先的原则。在“社会先于国家”的理念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这种模式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政策选择

在反思当前“宽严相济”政策得失成败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顺应时代潮流,理性地进行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宽严配比”,那就是以宽为主,以严为辅,“严以济宽”。一、在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上,改变当前我国的国家控制式刑事政策模式,代之以“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以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为价值取向,严格限制国家惩罚的对象,使国家和社会共同行使控制和预防犯罪的权力,并使公民介入刑事政策活动中,通过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等手段,增加更多的出罪机制,使犯罪分子经惩罚、教育、改造后重新回归社会,以实现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

刑事政策具有追求效率的本性,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应当是有效率的正义。以社会为本位的刑事司法理念重视解决犯罪问题的社会效果,体现了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刑事司法要关注刑事政策的需要,刑事政策才能借助法律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和谐社会语境下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探析

未成年人犯罪是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当前,规划和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国各项工作新的重要主题的情况下,刑事政策应以和谐理念为终极价值,应从国家本位向国家与社会本位转变,更注重人文关怀。如何从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入手,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即刑事和解对实现刑事政策目标的意义和作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有:(1)恢复正义。刑事和解既关注国家法律的权威、社会公众的法感情,也关注被害人的利益,尽量恢复被打破的平衡,追求刑罚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2)化解矛盾。报应性司法"以恶制恶"的实现途径可能会加深当事人双方矛盾,而刑事和解以面对面的商谈提供了化解矛盾的可能。(3)提高司法效率。刑事和解由于能切实提高轻微犯罪案件的处理效率,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实现再社会化,有效节省司法成本并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司法效益。     

区域法治与刑事政策区域化——以“法治浙江”为模本

区域法治是指在一个政治协调统一的地域内,为体现统一的法律精神,由不同区域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适合本区域的法治规则和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方式。它是区域主义理论的应用。“法治浙江”是依法治国区域化的政治策略,是立足浙江实际落实法治国家目标的具体实践。刑事政策是服务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后保障手段。以浙江为例研究刑事政策的区域化,将“法律至上”和“良法之治”与现实的存在与趋势有机结合,设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推广价值。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刍议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的重点从单纯的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也注意到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同等保护,而这也是刑法社会保护价值诉求的具体直接体现,也是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为真正创立一个体现公平、效率、秩序的和谐刑事司法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质量与效果的对策与建议

当前,我国已经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转变,法律更注重了对人权的保护,从以前的重效率,重惩处,向双重保护转变,因而个人权益的维护已成为司法的主要任务。体现在诉讼制度上就是刑事附带民事应体现效率与公正的兼顾与平衡。诉讼的便捷性、效率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思考

我国新近的反恐刑事立法明显呈现出预防性特征,它体现的是国家对恐怖主义犯罪政治宽容度的降低和刑法对秩序和安全价值保护的强化,在当下的我国,其不失为国家的理性选择。但刑法必须维护法律基本价值在反恐领域的有序而合理的组合关系。国家要警惕幽暗而缺乏宽容的刑事政策借反恐之名进一步扩张,"敌人刑法"的观念是一种危险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国未来反恐国家战略与刑事政策现代化之路,在刑法领域,有赖于合理平衡安全价值与公民自由的关系;在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方面,需要国家妥善处理刑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有效合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运用论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要通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实现社会的秩序性,消解社会的对抗性,达致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统一.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领域的运用对这一目标的达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从人权入宪看我国刑事政策的未来走向

传统的刑事政策理论以法律绝对工具主义价值观为基础,重打击犯罪,维护国家政权,忽略人权保障,这种刑事政策以“严打”方针为集中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被写进《宪法》,必将对我国刑事政策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人本主义理念将主导刑事政策的未来发展,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将得到兼顾,宽严相济成为刑事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应然追求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议问题.在刑事法治观念日益深厚而刑事政策地位日隆的今天,讨论二者的关系意义尤其重大.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核心,是在区别二者前提下的互动、制约、促进关系.刑法对刑事政策的制约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是法治的要求,是权利保障的要求;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法律变革上,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防卫的要求.而倡行法治、保障人权是刑事政策和刑法都应该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已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所证实的理性选择.     

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理性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质的刑事法治,尤其需要高度重视、重新审视和检讨刑事政策的公正价值与谦抑宽容理性,合理兼顾犯罪防控和人权保障。在理论上,片面强调以报应主义论证刑法公正,把“刑法公正必然内在要求报应主义”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在刑事政策意义上的相对公正理性,不但内含了对犯罪规律的基本认识、对犯罪态势的基本判断、对可资利用的现实物质基础和精神文化资源的基本估价、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考量、对人权尊重的基本态度,还内含了人性假设的基本立场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权衡和价值取向。现代刑事政策内含的谦抑宽容价值理念应当充分体现出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体现相对公正、最小限度地维持必要秩序这样一种“三大一小”理念;因此,现代刑事政策理念应当坚持“人权保障至上”、反对“犯罪防控至上”,坚持“公正至上”、反对“效率至上”。     

论刑事证据资格之多重性

刑事证据的初级资格旨在为法律决定之事实基础提供一般合理性根据,高级资格旨在为法律决定之事实基础提供高度合理性根据,主观资格旨在保障证据材料在价值上的可接受性。由于我国理论及实践对上述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证据资格缺乏深入而清晰的认识,因而在刑事证据资格制度上存在初级资格要求不明确,高级资格没有严格区分始端资格与终端资格,主观资格偏离价值本位且取向较为单一等主要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刑事证据使用的不当,甚至酿成冤假错案。为了更加合理地使用刑事证据,我国的刑事证据资格制度应当明确初级资格要求,严格区分始端资格与终端资格,让主观资格回归其价值本位并且使之进一步合理化。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讯问题

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严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命案必破”为代表的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对于严厉打击犯罪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却也成为引发刑讯的一大内在诱因。这背后有国家、社会、个人三重利益的强力支持,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伦理支撑。在价值博弈中,协调功利与正义的关系,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以完善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是遏制刑讯的必然要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正在成为我国具有广泛社会认同感的共同目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在执法理念、刑事政策、队伍素质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致使我国目前的裁量不起诉制度并未很好地体现立法的精神.我们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蓝本,全面认识适用相对不起诉的价值取向,确保不起诉裁量权正确而有效地行使.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中刑事政策的执行

刑事政策是国家抑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对策与策略,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正确贯彻执行刑事政策的有力保障。为更好地促进民主法治建设、维护公正正义、保持社会稳定,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确保刑事政策正确适用,从而深入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刑事政策法律程序化探讨

千变万化的犯罪态势与稳定、自治的刑事程序之间的冲突,是现代国家进入法治社会所普遍面临的难题.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是:在司法系统保持半自治半开放的状态下,政策与程序制度、规则进行良性互动,按照"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设计诉讼程序,以此维持司法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程序能力.这种刑事政策法律程序化的思路有其独到价值,同时也难免产生另外的弊端.笔者在尽可能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就政策与程序的互动在我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了初步探讨,尤其关注了"严打"程序化问题,以期从程序法的视角找出拥有正当性的犯罪治理模式.     

解读刑事法治

刑事法治是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 ,而刑事法治就意味着以刑法限制国家的刑罚权 ,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成为了刑事法治的必然首选。而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认为 ,刑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因此 ,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除了健全法律制度之外 ,更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更新观念 ,正确认识刑法的功能 :刑法不仅保护国家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 ,也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刑法是人权保障的“大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