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探析

诉讼时效客体是指诉讼时效制度所指向和作用的对象，即哪些权利可适用于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客体的性质为请求权，本文分析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的关系，并论述债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的关系，即从分析权利性质入手，着重进行价值衡量，从而实现诉讼时效最合理的制度设置。     

我国诉讼时效中止若干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制度是基于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以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的制度。但这种限制使诉讼时效制度可能成为义务人逃避债务的工具.违反依法依约履行义务的诚实信用原则,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诉讼时效障碍则是为避免这种可能的不正义而产生的。诉讼时效中止是诉讼时效障碍的重要类别,其使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处于暂停状态,是对诉讼时效制度予以合理限制以实现其正当价值的重要方式。我国关于诉讼时效中止制度的规定     

浅谈诉讼时效适用的误区

诉讼时效是我国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在立法上,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导致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误区。本文试就我国民法中诉讼时效的起算标准问题和诉讼时效中止的适用问题略陈管见。　　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标准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应当说,从字面上来看,这种界定是不准确的。诉讼时效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一种法律制度,其适用应当考虑当事人行使权利的可能性,在当事人客观上不存在行使权利的可能时,…     

人民法院不应依职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裁判案件

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对维护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便于人民法院及时正确处理民事纠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诉讼时效制度的复杂性以及我国民法通则尚不确定具体，以致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时常发生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制度是一强制性规定，在诉讼中人民法院应主动审查，不待当事人主张，法官即应依职权适用，     

诉讼时效制度实用的几个问题

一、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我国民法通则确立了诉讼时效制度,明确规定权利主体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权利应在法定期间内行使。那么,是否所有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主体请求人民法院保护都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呢?对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亦认识不一,然而,这又是严格依法办案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学理上亦称为诉讼时效的客体。在我国,民法学者多认为,诉讼时效主要适用于财产权,人身权不适用或很少适用诉讼时效。这种观点不尽妥当,不能准确地说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法律依据不足,且与司法实践衔接不上。例如,分家析产     

知识产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

知识产权请求权指知识产权被侵害或者有被侵害之虞时,知识产权人请求侵权行为人或者有侵害之虞的行为人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保障其权利圆满状态的一种实体法上的救济权;运用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结合诉讼时效制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进行分析,知识产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浅谈侵害知识产权之诉的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为获得法院的保护必须及时行使其权利的法定期间。如果权利人持续地不行使权利,导致诉讼时效届满,人民法院对其权利不再保护。依照民法通说,诉讼时效主要适用于请求权。当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时,知识产权入享有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和侵害赔偿请求权,在逻辑上也应适用诉讼时效。但是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侵害之诉的诉讼时效制度。     

论物权请求权对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

就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范围存在诸多争议,本文认为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范围应从物权请求权的性质及诉讼时效制度之价值进行分析,对各物权请求权应分别对待,未登记的不动产及动产返还原物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而其他物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谈审理侵犯技术秘密案件的几个问题

时效制度在技术秘密案件中的适用问题一般认为，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依诉讼程序保护其权利的可能性的民事法律制度。诉讼时效的规定，在民法上属于强制规范，即民事主体无权自行协议取消诉讼时效的适用，也不得变更时效期限及其计算方法。民...     

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以牺牲权利人一定权利为代价,来满足整体社会经济秩序的需要。因此,它是一种维护法律稳定性的手段。但是并非所有的民事权利都适用诉讼时效,如果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过宽,就会造成对权利人的侵害,对经济秩序的破坏,有违立法本意。民事权利是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的创新发展

俄罗斯于 1 960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典在苏联解体后虽经频繁修订 ,最终被新法典所取代。联邦宪法所确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刑事诉讼的民主原则在新法典中获得创新与发展 ,其辩论式诉讼模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被告人认罪的特别审理程序等项内容的确立 ,反映出俄罗斯在刑事诉讼价值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新法典中体现的多元诉讼价值理念 ,对各诉讼主体权利义务范围作出的明确规定 ,所选择的刑事证据立法模式和确立的证据规则 ,为充分保障人权所建立的广泛司法审查制度 ,借鉴美国辩诉交易而设置的速决程序等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与完善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淫秽的宪法分析——性表达自由的视角

在一定意义上,淫秽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的、本源的权利和自由,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它既是表达自由的一种,同时也是作为人权的性权利必不可少的内涵之一,其实质就是宪法所应保护的性表达自由。性表达自由并不仅仅是性的权利,而是人的权利,将性表达自由作为一种人权予以法律保护不仅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具有无可替代的宪法价值。     

论中国法律传统的现代价值

中国土地物权、行政、司法等传统法律制度均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一田二主”制曾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盛行,时值今日仍有其现实的生命力。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行政管理体制都有“理性行政”的特色,近代西方将其引入并改造为通行西方世界的文官制度。目前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在价值理念上与儒家的和谐思想与调解制度有诸多近似之处,封中国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均有借鉴意义。     

民间借贷融资中民刑交叉适用的冲突与协调

金融犯罪案件多涉及民刑交叉问题,采用“先刑后民”原则往往容易忽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及处分权,对民事争议中的私权完全不重视。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过场化”。基于私人财产权优先的学理基础,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民商先行”既为了加强对金融民商实体法的运用．更为了缓和金融刑法重刑主义。赋予民间借贷融资中贷款人诉讼选择权。让贷款人在刑事诉讼之前选择是否适用民事诉讼,即实行“先民后刑”。对于民间借贷融资中的民刑交叉适用,应当秉持刑法具有的内敛品格,实现从金融违法行为的“刑法依赖”到“非刑法依赖”的转变。     

从村民自治领域的权利救济看统一公法学知识生产的必要性——从村民自治领域的两个典型案例切入

村民自治是中国本土政治法律实践的重要成果,但该领域大量的权利救济却很难进入国家正式的司法程序之中。“有权利无救济”的根源在于部门公法学知识生产的分散性,这导致对村民自治权的法律性质的判断以及村民自治内外权利救济缺乏有效的理论和制度供给。“统一公法学”提供了一种整体化的知识生产模式,针对村民自治领域的权利救济需求发展出“社会公权力”理论和“统一公法诉讼”理论。这种整体化的知识生产明显优越于原来的分散化的知识生产,对于最大化提供公法领域权利救济机制,并表达中国自身公法文明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制度意义。     

网络游戏“外挂”的认定与处罚

擅自运营的“外挂”软件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涉及程序违法；同时，“外挂”软件的运行会侵犯著作权人、出版机构以及游戏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涉及内容违法。所以，擅自使用“外挂”软件挂接运营他人网络游戏，属于非法互联网出版活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论冷战后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

冷战后,国际人权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而深刻的议题,人权争议变得更加激烈,联合国人权保护作用和国际人权干预能力遭到质疑。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面临着诸多难题,其原因主要是体制的非平衡性、天然的妥协性、价值的工具化倾向。     

论我国公民体育权利与法律制度保障

现代社会公民的体育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体育权利的实现需要建立较为完善和实操性强的体育法律制度。体育权利内容和我国现行体育法律及制度应加强体育法规的宣传;出台与《体育法》配套的法规政策;逐步确立＂体育权利本位＂的理念,才能防止体育权力对体育权益的剥夺和侵害,维护公民实际享有体育权利。     

俄罗斯现行刑法的人权保障--以宪法和国际法为依据的人权价值取向及其规范表现

俄罗斯现行刑法以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规范为依据 ,确立了优先保护人权的刑法价值取向 ,并通过规定合法性原则 ,构建遏制、处罚侵害人的权利和自由行为的刑法制度和规范 ,给予犯罪人人道待遇 ,以及将反人类和平与安全国际犯罪纳入国内立法 ,实现刑法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取向     

社会权概念界定之批判与重塑

当前学界对社会权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内涵—价值分析"、"外延—规范分析"两种路径。虽然以上分析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关联,但它们都没有完整揭示出社会权概念的本质特征。社会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主要立基于对尊严与平等以及社会经济领域公民适当生活水准的价值追求。国家义务作为界定社会权内涵的重要工具性指标,其分别涵括尊重、保护和给付三种义务类型,但在逻辑上,尊重和保护义务只是给付义务的逻辑衍生。在外延上,社会权并非意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国情因素制约,各国宪法对于社会权的规定并非整齐划一。我国宪法层面上的社会权主要包括适当生活水准权、劳动权、获得物质帮助权以及受教育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