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经济政策对马华族群关系的影响

本文从族群关系的视角，论述了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对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产生的影响。从总体来看，新经济政策的正面效应可以说大于负面效应，它提高了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种族冲突的经济根源，从而为种族关系从隔阂对抗向共处共荣的转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它对族群关系的负面影响也是长久而深远的。     

试论城市散杂居回族的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以九江市回族为例

九江市回族以其回族绝对人口少、分布相当分散的特点,成为一个研究散杂居回族的研究个案.笔者通过对其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的现状,特点及原因分析,阐述了其不同于西北"典型回族"的不同特点,并且希望通过对九江市回族的族群发展现状的反思和发展趋势的展望,引起更多人对城市散杂居回族发展的关注和研究.     

中国境内德昂族汝买支系族群语言关系与语言自信研究

中国境内德昂族主要有布雷、汝买、梁三个支系。以往德昂族研究主要以布雷支系为主体研究对象,而其中偏居国境线一隅的点状散布居住的汝买人由于浸没于傣族、景颇族之中,几乎不被外界所熟知。以语言为核心对汝买支系族群语言关系与语言自信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解决当下境内濒危小语言现实社会处境、命运和语言归属问题,而且也是对濒危小语言活态的有利保护。     

族群性的陷阱与族群冲突

族群冲突是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延伸 ,冲突双方往往以“族群”来定义自我和相互定义。族群认同构成不仅包括客观特征 ,还包括主观情感与信仰 ,这些主观因素有助于凝聚特征 ,甚至创造或构建特征。冲突不会由于群体的差别而自然发生 ,而是由附着于这些差异本身的特殊意义所致。     

族群与社会文化互动论

族群划分以族群认同为基础 ,族群认同又以其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语言、宗教信仰及习俗文化等因素为基础 ;族群边界的扩延与缩小 ,取决于族群文化张力大小所导致的族群关系的变动。换言之 ,族群、社会与文化实际上构成的是一种动态发展的互动关系。     

中国的族群政策怎么调整

【国族认同：要改变我们对＂民族＂的定义】 中国的族群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除新疆、西藏外,各民族关系和睦,基本不存在所谓的＂民族＂问题。这就使得一些民族政策在部分地区有效,在部分地区却失效。而西藏、新疆的民族问题,又和政治、宗教、分裂主义、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调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研究选取206名彝族为调查对象,探索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本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增强各族群国家认同提供现实依据。结果表明: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总体态势良好,国家认同略高于族群认同,没有出现两者相冲突的情况;年龄、家庭所在地区、父母族别等客观变量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而文化程度、职业分布、收入、汉语水平、要好朋友的族别等社会性变量的影响显著且稳定。     

族群记忆与族群国家认同——壮族布傣族群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问题考察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的归属国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的评价和情感。生活在左江流域的壮族人民长期以来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心向祖国,是族群集体国家认同的范例。布傣的国家认同意识从汉代开始建立。布傣族群在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方面受到国家的影响力虽然有限,但在面临着国家前途或出于维护国家尊严等重大问题的抉择时,布傣族群仍有自己的标准。     

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共生性

国家认同的形成是国家和谐稳定和统一发展的需要。但是在此进程中也存在一种要求尊重、维护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的观点。因此国家和谐稳定和统一发展需要处理国家认同和现有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冲突论＂、＂替代论＂、＂共生论＂和＂辩证统一论＂等观点。本文通过对各种关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关系的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依据是不同的,但同时也存在联系,因此,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共生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实质的相异性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实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此以往的研究有些模糊.我们认为,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政治认同,而民族(族群)认同的实质在于文化认同.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认同的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特性几方面可以论证.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在认同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价值方面存在关联性.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在认同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依据方面存在包含关系.     

论"族群"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

本文首先解析了西方学者安德森的民族国家观,接着展示了中外学者对“族群”概念的各种解说,明晰了其学术及实践价值。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将族群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关联在一起的现实意义,初步彰显了学术研究中固有的政治倾向性。     

华南族群的互动与认同

华南地区少数民族族群来源复杂,结构多样.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许多原始族群活跃在华南,族群之间不断互动、涵化,到清朝基本定型为三个层次.华南族群中既包括少数民族族群,也包括汉族族群.各族群的认同基本上都是从族源认同和语言认同两个方面来概定,其中,语言认同方面汉族族群的方言比少数民族族群的方言种类更多,内容更丰富.     

人类学视野中的交往与族群关系

人类学意义上的"交往",不仅指人类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往来和自我认同,而且也指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群体交往或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往来。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交往通常表现为族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调适,族群关系就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趋于紧张或和谐。     

国家治理视野的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研究正在不断受到重视。语言政策属于公共政策,国家行政范式从管理转向治理之后,公民参与、上下互动、协商合作等国家治理形态等,要求更加全面的语言沟通,语言政策因此对于国家治理变得更加重要。这就要求国家的公众语言政策具有治理意识,也要求国家建立具有治理意识的公务政策语言。     

巴特的族群理论述评

族群研究的重点是族群边界问题,族群边界的作用在于组织、沟通、结构和规范人们之间的互动。族群认同在于自识和他识,只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族群认同,就会确立其成员的标准和标志其族群边界的方式,因此,族群边界是由族群认同生成和维持的。族群是具有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而不是文化承载和区分的单位,共享文化是长期社会进程的结果。多族群的相互依赖取决于族群间的互补性,其文化不同是族群间长期差别造成的结果。族群研究的一般方法是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究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保持,而不是研究个别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     

语言权与英语国家语言政策的多元化趋势

语言是族群组成的客观条件之有形特色之一,具有与他者最容易区分的特征。语言背后隐藏着各族群不同的文化习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任何语言政策的拟定与执行深刻反映着政治角力与权力较量。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以及语言权概念的提出,各英语国家的语言政策也作出相应调整,从英语独尊到尊重少数族群的语言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我们选择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既有原住民,又主要是移民的英语国家,从语言权的角度,对其语言政策及其变化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使用母语作为一种基本人权,通过法制和草根运动将母语和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加以保护,有效维护语言的生态平衡和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这些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跨国民族劳务输出中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龙井市龙山村S屯朝鲜族劳务输出韩国为例

龙山村S屯朝鲜族劳务输出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这种劳务输出在谋生空间上的跨国延伸,导致了S屯朝鲜族对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上的动态调整,一方面强化了跨国族群间彼此不同的国家认同,一方面反而弱化了原有的族群认同意识。     

部分马来西亚华裔新一代的文化与族群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华侨社会逐步过渡到华人社会，新一代华人在政治认同、身份意识、文化认同等方面都与老一辈华侨有很大的不同，马来西亚也不例外。2003年开始，我们在部分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来福建的部分青年中开展了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另外还委托在马来西亚的王董教总做了问卷。我们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对部分马来西亚华裔新一代的现状、认同意识、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等方面进行初浅的探讨。     

阿昌族的族群分化与语言变迁研究

阿昌族是云南独有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其由于受文化影响而导致族群分化,进而引发语言变迁的情况具有典型性,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语言问题。一、阿昌族的族群分化据史籍记载,阿昌族的先民经过多次迁移,大约在13世纪定居于今天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缅甸的北部地区。境内阿昌族人口约3万人,聚居在陇川、梁河、潞西和盈江。由于居住地域的原因以及民族关系的变化,早期阿昌族都受到傣族影响,后来梁河和潞西的阿昌族又受到汉族影响,而盈江阿昌族近年来受影响于景颇族。陇川阿昌族受傣族影响,全民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梁河、潞西地理位置紧靠云南汉文化较发达的腾冲县及龙陵县。到了近代,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