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咖”青年与城市公共空间建构——以北京奇遇花园咖啡馆和科学松鼠会为例

“怪咖”与“罗莉”、“御姐”、“宅男宅女”一样，是青年人网络互动常用的空间符号，意指Geek（极客）、“怪蜀黍”等某类新奇古怪、特立独行、有主张有趣味有创意的人。通过对“怪咖”们共同行为特征的分析，了解他们是如何从别具个性的个体凝合为彼此认同的群体、如何在社会交往中建构身份认同以及如何进行青年人多元公共空间构建的。网络与现实生活的交错互动，实现了“怪咖”群体的空间生产与身份再建构。“翻墙”、Twitter等类同的互联网工具，“推友”、“G（geek）友”聚会，以及各种有趣的活动，共同建构着“怪咖”们的交往身份与互动空间。与此同时，“怪咖”们又通过地理实体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等介质，建构了以交流分享、大众传播为主功能的公共空间，以别具特色的主题聚合人群、划分群界。通过奇遇花园咖啡馆与科学松鼠会两大青年群体的经验研究，阐述“怪咖”群体建构公共空间的动力、方式与过程。     

青年身份认同的“微”建构

青年身份认同本质上是文化身份认同,核心是价值认同。作为一个建构过程,青年身份认同包含“认异”“求同”“聚类”三个环节,内涵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的逻辑统一。微空间作为当代青年公共表达、日常交往、文化娱乐的重要场域,深刻影响青年的话语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微空间中多元冲淡主导、动态多于恒常、形式高于内容,使得青年身份认同度明显低于现实社会,出现方向感弱化、无力感滋生、价值感模糊的身份认同危机。聚焦微空间中青年身份认同建构,需要吸纳微话语,强化微叙事;融合微媒介,改善微传播;建构微文化,提升微引领。     

共同性的反思与超越:基于对德育共同体的承认研究

德育共同体的建构是为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更好实现。在共同体对共同性的建构过程中,德育共同体面临自我中心主义社会道德冷漠泛滥所致的“陌生人”现象、极权主义霸权欺凌所致的“边缘人”现象以及物化所致对技术过度依赖的“虚拟人”困境。对共同性的反思与批判,有助于我们从社会规范领域分析情感认同危机、身份认同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的深层根源,重构德育共同体研究的承认范式及其规范。     

共享、互动与情感生产：城市社区邻里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情感是共同体的纽带，将邻里建设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情感共同体，是城市社区邻里重建的重要命题。互动是情感共同体的生产机制，信任感、团结感和公共性等情感表征，均蕴含于人际互动之中，微观的人际互动筑牢了共同体的情感基础。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媒介，共享具有激活积极情感要素的重要价值，是情感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载体。情感共同体建设实践经验表明，共享是情感唤醒机制，能够重构邻里关系，缔造邻里信任感；共享是情感凝聚机制，能够激发公民群体身份认同意识，强化邻里团结感；共享是情感延伸机制，能够培育居民公共精神，孕育社区公共品格。情感是一种重要的治理工具，积极、正向的情感共同体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奠定了社会基础。     

试析“台湾人认同”内涵的多面性

“台湾人认同”作为台湾民众的集体身份认同,其内涵包括了地域认同、利益认同、“国家认同”等多个面向.“台湾人认同”是台湾民众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经由合法性建构、拒斥性建构以及计划性建构而最终形成的.当前,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以及台湾民众实际社会行为互动模式的调整,其特征呈现出民主化、理性化以及“台独化”的发展趋势.对待“台湾人认同”,大陆应在正确理解其内涵的双重属性的基础上,努力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最终培育出两岸统合的向心力.     

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文化符号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具有根基性的意义和价值,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使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根脉,能够形成民族向心力;文化符号是凝聚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纽带,能够唤起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化符号还能够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反思,在新时代历史语境中保持民族文化的创造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文化符号入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原型价值内涵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通过“元符号性”升级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赋予现代价值内涵,从而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价值维度;在互联网兴起的全球传播时代,需要借助互联网平台打造国家文化符号,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增进国家与民族认同。     

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及认同政治

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及认同政治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与单一民族国家相比,多民族国家是由多个民族共同构建的国家共同体,具有民族构成复杂、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不尽一致、国民身份多重等特点。但总的来说,民族与国家是相互依存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会形成对特定对象相对稳定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纷繁复杂,其间充满了博弈、面临着挑战。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政治作为一种通过一系列的认同建构及建设来整合社会资源、追加合法性及寻求支持的政治实践,有着自身特定的内涵——它在政治上强调共同体、合法性与向心力。     

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多维空间与空间构设

基于国家疆域的地理空间、共同利益的价值空间、历史文化的情感空间、制度结构的规范空间,体现着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多维属性。在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阶段,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构设,呈现为文化主义与族际主义、国家整合主义与区域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行动逻辑。当代中国由国家主导,边疆社会、内地社会、民族自治机关、民族精英及域外力量共同参与、相互作用下的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构设,深受传统疆域观的制约与影响。各构设主体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合作、博弈、冲突等模式,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国家认同问题。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通过社会管理的完善、社会发展与民生保障、以“合”为取向的中华历史叙事与文化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当是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多维空间构设的必然选择。     

多重身份互构：养老护理员的职业认同与身份建构

我国家庭养老服务供需缺口巨大,养老服务社会化势在必行,对养老服务护理员的需求日益增多,而养老服务护理员则面临工资待遇和福利低、工作辛苦、社会歧视层出不穷等困境,存在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失严重等问题。本文关注养老护理员如何在困难处境中建构身份和建立职业认同。本文以东部地区两市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护理员的经济、家庭照料、道德和情感等个人因素以及地方文化和性别等社会因素角度透视护理员的职业认同机制和过程,分析影响不同类型养老护理员职业认同的因素及其特征,并从职业身份、家庭身份、社区身份等方面分析养老护理员的身份建构。本文认为,以上五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存在相互作用：道德因素和情感因素是所有类型的护理员共同的职业认同因素;经济因素、家庭照料因素和社区舆论因素在本地护理员、外来护理员以及院舍护理员和上门服务的居家养老护理员间起到不同作用,背后存在地方文化和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养老护理员的身份建构是女性经由家庭身份、社区身份和职业身份互构形成的多重身份建构,是多重复杂身份互构的结果。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实功能及发展路径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法治属性和文化本质，是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思想文化基础的重要一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未来五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以及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目标任务。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认同与内化，有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认同导向功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分别对国家、社会和个体具有行为导向功能，推动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安排、社会基础与共同行动，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凝聚力。结合时代要求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路径，为此要充分展现并有效发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蕴含的民族共同性、法治规范性和文化导向性的现实效能。     

国家建构与跨境民族国家认同——基于云南跨境民族的实证研究

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异域"空间是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场景.跨境民族因身处"异域"空间,在跨境周边国家的同源民族参照过程中认识到自身的差异性,差异性是产生认同的情景因素,而主权国家就是差异性的缔造者.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主权国家治理社会的技术手段,同时也是建构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技术.     

集中居住区移民身份认同偏差:生成机理与调整策略

集中居住区移民的身份认同,是指作为新移民的失地农民在迁入集中安置区后,对于其获得的新身份的判断和确认.身份认同系统的顺利转换有利于新移民更好地融入新居住地,也有利于农民市民化进程.在现实中,征地拆迁和集中居住并未给新移民带来身份的自动转换,集中居住区移民的身份认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补偿制度、社会记忆、乡土惯习、居住条件等,共同建构了新移民偏差的身份认同.因此,需要从制度上、思想上、居住环境条件上采取相应措施,调整集中居住区移民的身份认同.只有当新移民具备了现代市民意识,获得了与市民大体相当的福利待遇和居住条件,他们才能真正接受和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     

美国非裔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视角与身份认同——解读戏剧作品《阳光下的葡萄干》

基于空间视角对剧作《阳光下的葡萄干》文学空间的解读表明:作品中非裔美国人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是其卑微的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生产的背后是隐性的政治权力、民族种族问题,身份政治、意识形态、道德和价值取向相互交织和渗透,是非裔美国人在各种利益奋然角逐的社会中努力谋求生存空间的缩影;渴望生存空间的背后寄托着非裔群体对身份认同的强烈诉求。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建构和认同不是盲目地迎合、融入和谋求被白人同化,而是领悟和传承体现民族美德的精神遗产,重塑基于传统价值观的真实文化身份。     

数字身份构建的伦理困境及其超越

数字身份是连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桥梁,呈现出身份代码、数字化身和数据画像等多元面向,其在构建过程中也存在诸如实体身份遮蔽、身份安全危机、身份认同割裂等一系列伦理困境,危害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应将全周期管理模式融入身份监管行动,以“预控”调整身份运行行为,塑造权责相依的身份使用观念和虚实共在的身份发展理念,从而使我们走向数字身份构建的澄明之境。     

关于“赔命价”“赔血价”问题的法律思考和立法建议

青海藏区部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复杂的演进和积淀而形成的一定的观念，与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行为规范渗透结合而成的习惯法，是青海藏区部落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渊源。在藏族习惯法中“赔命价”、“赔血价”就是解放前藏区统治者头人、（千百户、王公）活佛、牧...     

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基于浙江省L村青年群体的田野调查

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乡村青年群体已经构成现阶段中国数字劳动的主力军。本研究尝试跳脱“剥削”框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个人社会资本增值构成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数字劳动使得乡村青年在职业向度实现由“农民”向“新农人”的个体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化，进而促进群体认同；（2）乡村青年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对外表现为通过回归“真实”表达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以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分析中心

在异质的、流动的、人口众多的城市社区空间之中，如何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探索出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可行路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议题。对于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人口众多且高速流动、族群多样、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尤为重要、紧迫和艰巨。基层协商治理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有效方式。基层协商治理为构建社区成员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组织资源、多元的公共空间、共同关注的话题，将不同的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将利益关联转化和升华为思想价值关联、情感观念。基层协商治理为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表达渠道、有效沟通平台和权威性决策机制，防止社区无序和由此导致的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瓦解。基层协商治理通过建立包容性政治、平等性政治和修复性政治，保障城市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推动城市社区内部的社会团结和共同体的构建。     

论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

民族国家既是"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存续和发展有赖于民众对国家基本制度的认同,对发展道路的认可,有赖于人们形成共属一体的文化心理想象,以及建构起超越于各个民族的共同的民族观念。现代国家需要切实保障和实现人们的各项权利,提升人们的福祉,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认同,将各民族的认同融合到作为整体的国家认同之中,从而增强国民的政治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     

中华民族的自主性及其国家治理功能

国族是民族与国家的结合。国族需要具有自主性，需要成为追求各个族群公共利益的独立的行动主体，遵循超越于族群特殊性的公共文化道德理想。国族的自主性是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必要条件。国族具有自主性才能成为各民族的共同体，赢得各民族的认同，才能为公民的自主性提供共同善的根基。“中华”是一种超越性的公共精神和自主性的生活态度。中华民族自主性的建构是在使公共利益成为国族行动的依据，是在塑造各民族共同的价值理想。中华民族现代自主性的建构需要确立个体反思的主体性，肯定“中华”观念的合理性，确立各民族成员政治身份的同一性与政治参与的个体性，实现中国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与民众权益的公平和平等。     

现代化转型与在地化实践：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建设论析

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村社会发展历史性与现代性并存，社会问题的出现和解决处于新、旧乡土伦理秩序的更迭之中，农村社会工作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任务。农村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需要对专业价值理念进行在地转化，以解决服务中不确定性情境与信任嵌入两难、多元角色期待与专业身份实现难题、地方性知识背景与文化解读错位、服务边界模糊与个体时空挤压的价值与伦理困境。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建设主要包括与地方性知识的在地对接、本土化服务的在地调试以及地方主体性培育和共同体建构四个面向。以地方性知识和本土化服务在农村社会伦理体系中寻求文化契合，主体性培育和共同体建构更新了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对个体能力肯定、对集体主义观念认可的内涵，在现代化转型中共同推动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的在地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