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互动：上海浦东新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考察

构建新型政社合作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建构新的政社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有赖于社会的独立、自治，“大社会”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在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培育“大社会”体系；推进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格局；探索社会化决策方式，推进公众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率先形成了“政社合作，政社互动”的新型关系。     

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依据与体系

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是在反思刑法的瓶颈问题上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吸收社会力量对刑事法律运作的参与,从而转变对犯罪的治理模式。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变、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理念、刑法惩罚机制的局限性以及刑事政策的选择,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体系包括合作主体、合作途径、合作模式与合作目的,刑事法律合作正是通过其内在体系要素的功能发挥,逐渐推进刑法的社会化。     

现代组织理论视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现代组织理论是透视和剖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佳视角。在组织理论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众多社会主体的组织化联合体，其产生解决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分散、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度低下等问题，为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愿景搭建了组织平台和制度保障。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度特征，它体现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开放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统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必将促进社会治理朝着社会化、民主化、系统化、协同化、专业化和高效化方向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模式及策略——基于案例比较的扩展性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协同治理成为回应复杂社会需求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如何助推多元主体持续参与协同治理？本文选取两个典型案例，发现社会组织助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协同治理模式及其策略集合：一是以“需求回应”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依托行政权威设计了“瞄准政策窗口”“塑造典型方案”及“借道行政承诺”的助推策略；二是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嵌入合作网络设计了“培植协同网络”“启动任务激励”及“设置可视反馈”的共同体生成策略。社会组织面对不同制度环境，选择了不同的助推策略。研究结论深化了社会组织微观行为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活动的“双重结构”及其治理维度

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宝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政府与社会”和“党与群众"构成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活动的“双重结构”。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看,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需要实现政府预算与社会服务的均衡,建立“小预算—大服务”的"廉价政府”或“高效政府”,加强社会参与的体制与机制建设,积极动员社会参与;从“党与群众的关系“看,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前提,按照“人民中心—民生为本—公平正义”的原则构建党群关系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关键。公众参与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其参与国家社会治理主要有依法参与、深度参与、网络参与等方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司法建议创新社会治理为镜鉴

习近平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社会治理理论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社会治理是党领导下的系统工程，有赖于人民法院的积极推动。理论层面，能动司法理论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实践层面，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司法转向”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传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基础。司法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主要有保障个案诉讼的顺利进行和以案为鉴、通过个案查堵社会治理漏洞两方面。当前，通过司法建议创新社会治理主要存在文本、程序和效果三方面的困境。在文本层面，规范依据缺失，既有规范效力等级偏低；在程序层面，归口管理机制缺位；在效果层面，司法建议的刚性不足、反馈率低。如何改善司法建议在社会治理中“量少质低”的尴尬境地，更好地发挥司法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功能，需要从立法跟进、程序规范和协调联动三方面优化。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马克思所处时代孕育的伟大思想,是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劳动关系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主要包括社会治理合力论、社会治理主体论、社会自治重要途径论、社会治理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社会治理终极目标等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政权下乡”“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多元共治”四个阶段。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村组织自治能力较弱、基层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农村政府财力相对不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尚有差距等挑战。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方法论指导意义。     

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服务方面有重要作用。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在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合理定位和良性互动,有效整合资源、重塑居民社会价值应是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必须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组织有助于推动科学决策、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公民自治。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在于“契合度偏差”,即与社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的价值认知、运行监管、组织能力和资源支持尚未能很好地契合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需求。要走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契合度偏差”困境,就必须优化制度环境,从价值认知、监管制度、能力建设、资源支持等方面下功夫,使社会组织成为制度健全、运行规范、充满活力的市域社会治理参与主体。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顺应新常态下国家权力适度弱化、政府执政理念善治转变和国家法治建设稳步推进的必然逻辑。新常态下,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可以累积社会资本,动员社会资源,促成社会合作;可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多样化需求,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在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牵线搭桥,助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然而,囿于机制与体制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政府、社会组织与合作机制等层面仍存在着诸多阻滞性障碍,突出表现为: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社会组织支持、监管体系缺失;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公信力不足、自治性弱、筹资渠道狭窄;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机制不畅等。而破解上述难题,需要在政府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与合作机制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以回归社会为视角的监禁行刑社会化探析

监禁行刑社会化和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保护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让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后能够更好地“再社会化”。监禁行刑改造是“再社会化”的前提，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保护是“再社会化”的保障，“释前改造”和“释后保护”工作是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系统工程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辽宁省内某些监狱和部分地区刑释人员进行调查，本文对现阶段监禁行刑社会化工作和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保护工作之间存在的“映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以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保护为视角，探析监禁行刑社会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监禁行刑社会化工作的建议。     

论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以广东省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为视角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人,公民社会的构建日益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热点话题。在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对社会生活采取的“政治社会一经济社会一公民社会”三分模式之下,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培育和规范管理大量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建立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指导下统一战线在社会稳定风险治理中的作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同时也是社会稳定风险的民主治理机制。统一战线具有的汇集民意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升风险治理的公众参与,集中民智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升重大决策的民主性,凝聚人心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升风险沟通的效果。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的指导下,统一战线应将“汇集民意”“集中民智”“凝聚人心”的民主效能拓展到风险治理的全过程,同时实现风险治理的“端口前移”和合力监督。     

社会政策视阈中的社会危机治理

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拉大、群体突发事件增多、社会分层结构不合理等诸多社会难题也日趋严重。社会政策的发展史体现为对社会危机的治理史。参照社会政策的理论和方法来治理易于引发社会危机的社会事实，首先应树立社会政策也是生产力的观念；确保社会政策的公平和公正；建立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公民参与；通过实施相关的社会政策，优化社会结构。     

大扶贫背景下贵州贵阳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社会治理思想的根本立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实现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善治”路径探论一一基于社会资本重构的视角

基于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在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现农村社会整合，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显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文章论述了乡村治理与社会资本的理论关联，并具体分析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社会整合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弄清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现状的基础上，对如何重构农村社会资本，以解决“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治理困境，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内生动力”简论

政府一元主体社会管理模式已日渐式微,从一元主体管理向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是未来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向。公安机关社会管理要探寻与社会成员特别是社会组织互利合作的契合点,着力拓宽社会治理参与的覆盖面,推进警务工作社会化,助提社会发展进步的加速度。     

公共治理视阈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统战工作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实质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公共治理成功的关键在于协调与整合,即协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整合二者共同的优势资源.统一战线具有沟通协调、凝心聚力的功能.社会统战工作应抓住“大团结大联合”这一主题,充分发挥重要法宝的作用,在公共治理中凸显协调与整合的优势.     

社会组织参与为老服务的问题与建议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了为老服务“坚持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总体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第13项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也提到了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社会管理语境下的互联网管理

社会是人构成的．网络社会也是．因此网络社会的治理还是要从网民出发。“躲猫猫”、“郭美美”等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社会反响，甚至影响到了政府的公信力，很大程度上因为广大网民缺乏一种平台来实现他们自由表达、自主参与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