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下的民间金融法治化

我国金融制度发展的不均衡性孕育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潜在利益空间,诱致性地促动了民间金融制度的自发产生。民间金融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产生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政府应引导、规范民间金融使其走上法治化的道路,并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本文拟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民间金融产生的理论基础,分析其积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并探索其法治化的路径。     

转型社会背景下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思考——兼谈村规民约的历史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法治化首先是中国乡村的法治化,然而,近年来乡村法治建设并不尽如人意.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偏见,对法律制度的简单移植,以及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特有的路径依赖问题,直接影响了乡村法治建设进程.因此,当代中国乡村法治构建必须进行范式转换,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本文拟从村规民约在构建和谐乡村、法治乡村过程中的贡献及存在问题出发,进一步探讨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及定位.     

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法治体系，依法保障民族团结稳定发展的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丰富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理论和实践，依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少数民族权益法治保障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力保障，是民族地区法治社会建设的行动指南，是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要以中共二十大精神为引领，依法促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促进各民族“三交”“三和”法治化、加强边疆治理法治化、实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促进民族立法体系化。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乡村法治困境解读

乡村法治化运动在乡村社会遭遇的窘态与困惑是发起者始料未及的,国家法治被乡村社会有意无意的歪曲,“下乡的法律”不断被乡土社会知识传统解读,法治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愈显突出。本文放弃简单地对法治与乡村社会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进行批判的进路,试图通过借鉴和采用法社会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强调回到中国的特定语境,回到乡村的生活场域和具体经验中,探讨当前造成乡村法治化困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分析实现乡村社会法治化之可能和必要,进而提出实现乡村法治化的可行路径。     

我国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问责法治化不等于问责制度化,问责制度化是问责法治化的一种表象。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法官判决的制度表达与实践——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法官判决时的非正式制度倾向

笔者通过一个案例,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国背景下法官判决时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倾向问题。尽管制度表达上法官应以法律规则作为判案依据,但在实践上,法官基于成本收益的衡量,会发展出另外一套“行动规则”。国家、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博弈以及非正式制度的比较优势是造成目前现状的主要原因。     

论行政规制的正当程序控制

正当程序是实现对行政规制权力控制的当然要求。这是因为,正当程序契合了规制的科学性和合法性要求,能够实现行政规制与法律控权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行政规制的程序控制比较薄弱,立法粗疏,缺少"协商型"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效力不足,无法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以及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建设看,通过正当程序控制行政规制是我国的可行选择。为此,应当建立和完善"审判型"、"立法型"和"协商型"行政程序;区分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建构以"成本效益分析"为核心的规制影响分析制度。     

论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法律规制

目次一、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概念界定二、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成因分析三、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利弊分析四、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法律规制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供给公共物品的制度层面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制度。然而,非正式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非正式制度能     

需求侧还是供给侧:信贷融资降成本的法经济学分析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的长期之道在于完善银行信贷决策的法治环境,促进信贷资源的有效供给。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关键路径是信贷市场法治化,通过降低融资抵押成本、资金错配成本、贷款期限成本和信贷产品匹配成本,实现信贷规模经济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效应,最终降低企业信贷融资成本。推进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推进金融生态环境、金融信用体系和金融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进程;构筑信贷供给侧的法治框架,实现信贷融资"降成本"。     

乡村社会的司法运作

在中国推行法治化进程道路上,乡村社会的司法状况因其自身的多方面原因,显现出与城市社会不同的影像.司法在化解乡村社会的矛盾时常显的较为软弱,司法运作的结果较难为村民所接受和认同.本文通过对司法权在乡村社会中的运作现状,分析当前乡村社会的司法国情,并对如何在乡村社会推进法治化建设提出应对措施.     

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

当前乡村司法呈现出双二元结构形态：基层法官的司法有着法治化和治理化两种形态，乡村干部的司法则是治理化形态。综合考量乡村社会变迁及其所受到的结构性约束，双二元结构形态可以呼应乡村社会的司法需求，回应乡村纠纷的延伸性和非适法性，适应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在很长时间内，乡村司法都应当在法治化和治理化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信访制度的发展困境及其法治化分析

信访作为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种,对保障公民民主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其自身功能的有限性,以及信访救济功能的被过度放大,使得该项制度在行进过程中不断面临新的困境。对此,应当明确信访救济权利的边界,促进信访法治化,完善信访终结制度,将信访制度逐步纳入法治化发展的轨道。     

人民法院司法救助法治化的实证研究

司法救助是保障基本人权、促进社会和谐、贯彻司法为民、维护司法公信的迫切需要,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司法救助法治化是健全司法救助体系的基本方向。以国家责任为内涵和覆盖面逐步拓展的外延,是司法救助概念法治化的体现。司法救助功能法治化要求必须坚持其“救急救困”的基本功能,并区别于社会救助,同时做好与其他制度的衔接。司法救助的协调、受理、决定、公开和监督机制法治化决定了司法救助程序的法治化。     

略论信访法治化的制度背景和实现途径

信访法治化,已成为我国信访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实现信访法治化,需要从制度背景的角度分析信访制度的形成、发展以及特点,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着力探讨信访法治化的各项制度建设。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原则在行政决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对于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预防与控制行政决策腐败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行政决策法治化方面存在决策者法律意识薄弱,行政决策权限划分比较粗糙等问题。为了促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应提高决策者的法律意识,完善行政组织法等法律制度,将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化,完善行政决策监督体制,强化对违法决策者的责任追究。     

论信访制度的行政救济功能

为了实现信访制度的行政救济功能,信访制度应当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行政救济途径予以保留,并且信访制度应当被进一步法治化,但法治化并不等于强化。随着法治化建设的发展,信访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行政救济手段会自然弱化,这是客观法治化的发展的必然结果。     

德国的政党法治化给我们的启示

德国政党法治化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政党法治化的主要内容为:政党入宪是政党法治化最主要的制度形式和制度安排;选举法是政党法治化的开端,是政党进入国家政治体系的阶梯;政党法是政党法治化的主要法律形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对德国政党法治化过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我国政党制度与德国的政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德国重视政党法治建设及其保证法律得以落实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浅议行政非正式听证

听证制度是程序法律制度中的核心制度,非正式听证影响着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行政工作的效率。本文主要对非正式听证进行了概述并分析了它的重要性,以及外国非正式听证的文本规定。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原则在行政决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对于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预防与控制行政决策腐败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行政决策法治化方面存在决策者法律意识薄弱，行政决策权限划分比较粗糙等问题。为了促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应提高决策者的法律意识，完善行政组织法等法律制度，将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化，完善行政决策监督体制，强化对违法决策者的责任追究。     

劳动教养制度法治化问题研究

劳动教养制度的法治化是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治化程度不高，该制度法理价值的茫然、法制定位的欠缺、法权归属的模糊是法治化程度不高的主要表现。劳动教养制度的法治化探索必须以该制度法律属性的确定为基点。制度设计性、统治权延展性、社会障碍排除性以及权益限制性是其基本法律属性。劳动教养制度法律形式的典则化、可教养行为决定的司法化、教养实施系统化、教养人权益维护文明化是本文对该制度法治化内涵的初步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