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纠纷中的利益表达与地权秩序 ——基于赣西X村的案例分析#br#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土地纠纷愈演愈烈,成为官方和学者们高度关注的焦点。笔者在2010年2月份对江西省西部的X村庄进行了一项专题性的调查。通过对国家制度层面及村庄内部的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农村地权形态在法律和政策上都不是稳定的,这给土地纠纷留下了生长的空间。在纠纷的过程中,由于争议的各方都没有充分的依据,因此土地权益的最终分配结果受到村组结构、谈判策略、及政策导向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民并没有意识到地权的问题,但模糊性地权是纠纷的根源所在,而模糊地权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渐积累的各种历史性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     

转变中的乡村:1942年“延安农村调查团”的记录——晋绥边区黑峪口村的地权变动与社会变迁

1942年张闻天响应党中央整风号召,亲自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深入晋西北农村进行农村调查,详细记录了当地农村发生的历史变革。以黑峪口村为代表的晋西北农村社会此时正发生巨大分化。乡村阶级分化的升降导致其村内土地的重新分配,继而引发的土地买卖和地权转移又使各村庄间的原有土地归属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一是村庄内部的土地分配趋向分散和小型化,小农家庭经济发展迅速;二是各村土地开始向本村集中,原本混乱无序的村落土地关系和村界亦由此变得逐渐清晰。     

土改后新中农对生产资料占有和使用的历史考察——以鄂、湘、皖三省为例

生产资料在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农作为当时农村社会的主体,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一般居于贫农和富农之间.在生产资料的使用方面,大体来讲,新中农拥有较高的土地产出率和较低的耕畜负担率.文章表明,当时农民的生产经营是低水平的,农村的中农化趋势是一种相对中农化.生产资料的普遍短缺及其使用的低效率是导致农民生...     

乡村振兴视域下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宁夏的考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在促进欠发达地区乡村建设、农民就业、农民增收、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旅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宁夏为例,乡村旅游发展在顶层设计、资金保障、行业管理、产业融合、设施建设、宣传营销等方面存在不足,解决这些问题是宁夏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此,应科学统筹规划布局、加大资金保障力度、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完善旅游产业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旅游宣传推介,多措并举促进宁夏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论冷战后南亚地区合作——基于新地区主义的考察

冷战结束后,地理空间的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认同,导致新地区主义兴起。作为一种多边主义形式．新地区主义的出现反映了地区范畴内从相互依存与国家合作到一体化、认同与社会聚合的相互作用进程。可以以新地区主义考察为分析视角,认识合作安全是南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范式。     

1930年4月满洲省委大破坏事件追踪——基于日文档案的考察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遭受蓄意陷害,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永远开除出党”。其主要证据之一,就是“1929年8月21（或22）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     

乡村社会“人情”机制与社会分层 ——基于浙东J村的考察

以往学术界大多关注“人情”机制建构人际关系的作用。浙东J村“人情”的经验材料考察说明,当“人情”费用高涨且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分层时,“人情”这种交往机制反而会起到排斥交往的反作用,促使村庄中经济上的分层与社会交往的分层一致化。     

多元一体:集体主导的村社养老模式——基于闽南乡村敬老院的个案考察

敬老院是村社集中供养模式的组织载体。在乡村社会场域中,敬老院的建立和运行离不开村集体的组织动员。村集体不仅是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的重要主体,而且通过养老服务外包构建了风险共担、分流治理和监督制衡的治理结构,维系了敬老院的日常秩序。因此,村集体是统合地方政府、乡贤群体、农民家庭和养老服务公司等不同主体的核心,由此形成多元一体的村社养老秩序。面对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困境,通过发掘基层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立足村庄社会构建低成本、高福利的村社养老模式,是回应当前老龄化形势下农村养老服务需求的有益探索。     

共产国际与中共七大的筹备——基于近年公布的相关档案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公布的一些有关中共七大的档案资料显示,在筹备七大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七大的召开时间、代表的人数、代表的产生、组成和要求等方面向共产国际进行了报告,共产国际也就此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并作出了重要决议。中共七大档案中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会期的拖延问题、大会的经费问题、毛泽民对中共七大的建议、共产国际对中共七大的支持和指导等,值得继续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优化方式——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X市的考察

新时代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具有鲜明的价值意蕴,抓好基层党建工作既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任务,也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组织、引领和服务保障。本文依托对宁夏回族自治区X市的考察,总结其在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过程中,打造基层党建共同体、优化基层党员管理、提高党员教育培训质量、强化专干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并在党员培训、产业动能、人才队伍、内生动力等方面提出了优化方式。     

乡村文化建设的本土化实践路径探析——基于山东博山基层文化建设实践的考察

政府主导下的输入式文化公共品供给面临着资源闲置、供需错位等困境,乡村文化建设的本土化实践是突破这一困境的重要方式。基于山东博山的田野调查,分析乡村文化建设本土化实践的特点、意涵、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乡村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是农民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以其为载体开展的乡村文化建设具有文化外延丰富、参与主体广泛、组织成本微小等特点。具体实践机制上,基层政府在分类识别的基础上通过思想引领和组织再造对乡村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化改造,具有回应农民文化需求、引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凝聚村落共同体意识等文化建设功能。重视乡村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实质是在尊重城乡农民文化需求差异基础上的一种包容性发展策略。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公正关注情况的变化——基于第十六至十八届党代会报告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成为了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社会公正问题成为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课题。十六大以来,党的领导集体开始关注并着力解决社会不公,从十六至十八届党代会报告的文本分析,从收入、教育、医疗、就业四个测量维度,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公正的关注呈现出了关注度持续增长和对四个维度的关注度较为均衡的特点。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看待社会公正问题的视角由经济这一单一视角转向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维视角。     

周恩来与基辛格1971年密谈中的台湾问题及日本因素——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考察

1971年7月中美北京密谈的主要目的是筹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及就包括台湾在内的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之初订立“互惠”原则,迫使美方为实现总统访华而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作明确表态.美方在先军事后政治的“两步走”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遭到中方否决后,又试图以“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相威胁,实现延长在台驻军、维持美台军事防御关系的目的.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以高超的外交智慧,最终迫使美方进一步作出反对日本军事实力进驻台湾、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承诺.     

乡村数字赋能的运行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基于江苏省沙集镇的个案考察

数字赋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能。乡村数字赋能的运行逻辑体现在数字技术通过结构赋能破除乡村发展壁垒,通过资源赋能为乡村发展连接资源,通过心理赋能促使农民心智转变。乡村数字赋能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技术与乡村场景的匹配程度。一旦数字技术与乡村场景不匹配,则可能使数字赋能陷入困境。现实中,乡村数字赋能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农民的知识能力无法满足乡村数字产业发展需求、乡村的社会组织无法有效承接数字技术下乡、政府变革的滞后性消解数字治理效能、技术理性与乡村传统伦理价值发生冲突等方面。鉴于此,可通过认知升级、组织培育、制度创新和价值确认来破解乡村数字赋能面临的困境。     

从断裂到整合:对乡村振兴的政治社会学考察——基于冀西北地区X村的个案研究

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视域内,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寻求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均衡互动。参照社会整合的分析框架以及X村的调研材料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驱动下,历经深层次的社会改造和全方位的市场洗礼之后,当前的乡村社会同时出现了由传统宗族萎缩和村级组织涣散诱发的组织断裂问题、由伦理原则变迁和公共文化式微诱发的文化断裂问题以及由乡绅消亡和精英虚化诱发的精英断裂问题。面对缺乏有机统一性的断裂社会,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从有效重整村庄社会入手,依循重建组织资源、复兴公共文化、强化精英供给的实践路径,筑牢与国家正向互动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达成新的平衡。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干部队伍建设:历史逻辑与发展路径——基于党的八大至二十大报告的考察

干部队伍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量,现代化的发展也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干部队伍建设作出明确规定,从党的八大到二十大报告,干部队伍建设相继经历了“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初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全面展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深入推进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继续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必须要坚持政策和实际相统一,统筹担当意识和斗争精神,注重干部队伍建设一体化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