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侵犯行为的社会控制研究

网络侵犯行为的社会控制旨在将网络侵犯行为的发生控制在一个适度水平,最终实现对一定社会秩序的维持。而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要达到对网络侵犯行为有效社会控制的目的,需从科学区分网络侵犯行为的类型,构建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创建网络行为规范,实现网络社会控制主体的多元化,加强网络技术防范和网络安全教育,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等多方面共同着手。     

社区自治与社会控制

社区自治与社会控制都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二者是有重要区别的社会存在.当前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困扰,在于对社区自治与社会控制的把握上有失分寸,导致社区自治不足而社会控制有余.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区自治与社会控制的关系,使之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     

不同类型网络侵犯行为的社会影响分析

不同类型网络侵犯行为的社会影响不尽相同,都可从正负两个功能维度考察。观点表达型侵犯行为既可助推不良网络文化的形成,或是被操纵成各种虚假民意,也可成为了解真实民意的重要窗口;情绪宣泄型侵犯行为既可干扰和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也可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社会的整合;利益诉求型侵犯行为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网络环境的污染或在客观上造成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动员,也可成为利益受损者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网络犯罪型侵犯行为则既可能破坏经济社会发展或造成网民的心理恐慌,也可起到为计算机等学科知识的普及奠定基础和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作用。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而言,既要重视网络侵犯行为的社会影响,也要注意对不同类型网络侵犯行为的社会影响加以区别对待。     

社区控制与社区警务

人类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是社会的稳定机制。社会控制包括一系列机制,社区控制是其中的微观机制,是整个社会控制的基础平台。而实现社区控制功能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推行社区警务。     

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

本文从社区和社会两个层面阐述了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对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和社会整合机理及其变化以及新型社区建设的方向进行了讨论,强调农村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农村的一项重大的社会建设工程和制度创新,不仅旨在实现农村社区的整合和重建,也是旨在实现整个社会的融合和一体化;不仅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社区和社会整合机制及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     

农村社会组织发育及其作用研究——以安徽省凤台县钱庙社区理事会为例

该文考察钱庙社区理事会这一社会组织的产生、发育、结构和作用,总结农村社会组织的工作成效及其借鉴意义,认为乡村民主及社会组织对维系中国社会稳定有多方面的贡献,社区理事会是基层社会组织的一个创新,也是农民参与公共管理一条重要渠道,其模式值得推广。     

中国农村社会从传统社区到现代社区的转型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村社会和农村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重新规划,农村社区实现了多功能的整合和集聚,但仍然带有传统社会遗留下的痕迹,在具有现代性的同时还保留了自身的传统性。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考察农村社区的一个重要视角,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兴起之后,国家和市场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合理的介入。     

以城带乡 协调发展 构建农村社区建设的新途径——沈阳市沈北新区农村社区建设情况的调查

农村社区建设作为一项事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和利民、富民的有效载体，从起步之日起就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沈北新区农村社区建设中，以城市社区建设理念为蓝本，准确定位农村社区发展方向，重新架构农村社区服务功能，从农村发展实际需要和农民的客观要求出发     

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思考——以湖北宜城市农村社区建设为例

村社区建设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有一个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完善的过程。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必须从立足于现实的市(县)情、民情,着力把握好三个环节:一是政府角色的转换,二是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三是构建新的居民参与平台。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区矫正制度

起源于英美国家的社区矫正制度,移植我国本土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一种具有人性关怀执法理念的行刑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却大有推广应用价值。中国正于处于社会转型期,这期间的社区矫正工作必须量国情而行。既要准确认定社区矫正的内涵与价值,又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中国现状。只有如此,才能构建出切实可行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区矫正制度。本文分三部分对上述问题逐一展开了论述。     

社会信任构建视角下社区工作人员角色与行为的转变

社区工作人员在社区信任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转型期下角色定位的模糊与行为选择的局限制约着社区工作人员在社会信任构建过程中作用的发挥。当前,社区工作人员的角色与行为取向应作较大的转换:从总义务人角色向合作者角色转换;行为取向要从伦理优先转向契约优先;角色评估从荣誉法则为主转向效率法则为主;对于居民的参与要求应从义务取向转向互惠取向,同时在角色转换过程中,还应建立相应机制来加以保障。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探索与思考——以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管理

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全新课题,是伟大而艰巨的创造性工程。本文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以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管理,最根本的是实现从行政管制到公共管理、社区服务的转变。它需要将村民委员会改制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探索社区公共管理、社区自治、社区服务、文化组织功能,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功能;党和政府要从宏观引导和公共服务着手、农村社区要从民主治理和社区服务着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方式。     

论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其中又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为主,这给农村社会建设带来了诸多困境。在此背景之下,农村社会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活安全等方面呈现一系列问题,而这些安全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农村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在给乡村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决定了农村生产效益的低下,而生产效益的不高又限制了农村生活的改善;农村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住生活环境,而农村环境反过来又制约着生产发展。     

社会参与理论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现状分析与机制构建

本文运用了社会参与理论研究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问题,基于农村社区的广泛分布、贴近基层、多功能性、快速建设等特点论证了引入社会参与的积极意义和必要性,阐述了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基层政府、市场主体、第三部门的各自作用和角色定位,深入分析了当前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如农村社区领导协调机制不完善,农村社区居民有效参与度不高,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提供水平低,农村社区建设和维护资金匮乏等,最后提出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社会参与路径,在体制创新、政策制定、提升服务、保障资金、民主机制等方面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格局.     

浅析社会转型期社区青少年组织的教育引导功能

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社区青少年组织承担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事务,社区青少年组织研究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在社会转型时期,社区青少年组织结构状况既受社会转型的影响,同时又是社会转型过程当中的重要部分。     

论农村经济活动的社会文化约束

农村文化建设之所以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因为像其他一切经济主体一样,农村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既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又受社会文化条件的约束.农民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独立的领域,它受社会的包围和约束,只是社会的一个“次集合体”.除此以外,农村经济活动之所以受社会文化约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每一个“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人,都必然要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创新社会管理 全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全面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提出来。这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创新社会管理的高度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减少不和谐因素,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又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     

列宁关于农村社会经济改造的思想

在苏维埃俄国时期 ,列宁积极探索了农村社会经济改造的途径。革命胜利之初 ,他主张对土地进行国有化 ,将其无偿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国内战争时期 ,他虽然提出了共耕制的思想 ,但这个思想源于战争的形势 ,并不表示列宁主张马上使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他逝世前夕提出了合作社的思想。他所主张的合作社从流通领域开始 ,再转向生产领域。他要求根据自愿的原则 ,经过较长期的发展 ,逐步实现合作社。列宁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 ,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及原因分析

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着力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由乡村向城区延伸,参与主体更加广泛、规模更大,主要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以及对抗性逐渐增强的发展趋势.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难免之痛,转型期引发的利益失衡是其根本原因,基层政府控制职能的弱化是其直接原因,应对处理机制的不健全是其重要原因,而农民民主意识增强但法制意识淡薄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文化心理基础,因此,农村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仍然属于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社会控制与法治建设

在少数民族农村, 存在着性质不同、类型多样、机制复杂和作用各异的社会控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控制体系。民族农村的社会秩序不是某种社会控制单向作用的结果, 而是多元的规范和不同性质的社会控制机制之间复杂的互动所建构的。在具体的纠纷个案中正式社会控制与非正式社会控制具有相互替代的可能, 但是就秩序建构的总体过程来看, 二者又不可相互替代, 民族农村法治建设的关键是处理好不同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