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我国行政判例法初探

成文法与判例法两大法系逐渐融合,这是对两种法律形式利弊取舍的理性选择。目前在我国,判例仍不具有法律效力。确立我国判例法体系是目前形势所需;但鉴于目前行政法的发展状况,以行政法为先导确立我国的行政判例制度是现实选择。因此应重构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赋予行政判例的法源地位。目前,我国急需进行司法改革,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加强行政审判的组织建设,确立我国行政案件的采集和发布机制。     

建立我国判例制度之我见

在我国设立判例制度,必须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判例的制订和发布主体;二是判例的来源;三是判例的制作标准;四是判例的说理性;五是判断的公布方式。     

论判例法的本土化之路——对我国判例法制度建构的几点意见

遵循先例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建立判例法制度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议题。判例法本土化对于我国司法实践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尽管众多法律工作者在理论界与法律实践中,对此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与尝试,但是直到今天判例法本土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国判例法的实践现状令人堪忧。我国司法工作者们应当尽快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判例法制度。     

我国判例制度的传统及其延续

本文以溯源中国的判例制度入手,在对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判例法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延续我国的判例法传统,以裁判文书的改革为切入点,渐渐地建立中国特色判例制度的一些建议.     

论建立我国判例制度

本文论述了建立我国判例适用制度的现实需要和可行性 ,并对我国判例制度的具体建立进行了初步构想。     

社会转型与判例法

作为社会调整的重要手段,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法律的发展和演化经历了由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判例的有机生成功能可以弥补制定法的真空、不足和滞后。我国目前正处在政治经济变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关系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应当充分发挥判例在维护社会稳定、繁荣市场经济中应有的作用,不断完善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论建立我国判例适用制度

我国在判例制定方面已有初步实践,建立判例运用制度有其切实的可行性.尽管我国司法裁决对后来的案件并无约束力,但实践中先前裁决的影响力是明显的.文中对判例的制定主体来源、制作程序、内容等制度建设提出了设想.     

对判例法的几点思考

本文首先论述了英美判例法的产生、发展历史,并从法理学角度对判例法的优劣进行分析;接着谈及与判例法密切相关的判例及其在中国的应用,指出判例法总是与判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中国法学来讲,二者却很不相同;虽然判例在我国的司法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但中国目前没有也不能实行判例法,作者对其中的缘由作了分析,并对中国加强判例作用,克服制定法弊端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论中国建立判例法制度的可行性

一直以来，法学界认为，判例是英美法系所特有、长期存在的历史传统，中国并没有像英国或其他普通法国家存在长期的判例法历史传统。因此，中国不应采用判例法制度。但是，判例法并不是某一特定法系的“专利”，而是一个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将从中国的判例法传统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比较角度，论述中国建立判例法制度的可行性问题。     

试论判例法在行政赔偿中的适用

判例法是与制定法相对的一种法律形式,历来被英美法系国家采用。鉴于制定法 的缺陷,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各国法律制度的挑战,我国应借鉴判例法,在行政赔偿领域适用判例,以 带动行政法的发展,推动我国依法行政的进程。     

雅典民主制与西方法律传统

古希腊各城邦为后世提供的政治经验是极其丰富的,这不仅包括雅典的民主政治模式,也包括另一个极端的斯巴达寡头政治模式。古希腊城邦不同政治模式的尝试,使雅典民主政治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对后世法律资源丰富与成熟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论中国近代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法律转型,都离不开法律精英的发起和推动。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精英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论证专制权力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自身也因此变成专制权力的附着物,成为“人治”社会的牺牲品。近代法律精英的产生及其法治理想的形成是在清末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之后,法律精英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着手在中华本土绘制法治蓝图,追求法治理想:尝试制定良法,构建近代法律体系; 创制根本大法,追求宪政精神;收回治外法权,捍卫司法主权;争取司法独立,倡导司法公正;强调依法而治, 注重保障人权。由于受现实政治、社会及自身条件的制约,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注定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实际效应并不明显,政权更迭之际,自身也面临复杂的人生抉择。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精英大多退到历史的后台,没有机会展示法治理想和抱负。直到数十年后,随着新一代法律精英的诞生,法律文化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法律精英要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独立,恪守法律至上,胸怀法治理想,为整个法治社会贡献才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从中国文化世俗化传统看当代文学的世俗化趋向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的经济转型,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不断深化的世俗化审美特征以及欲望化叙事,其中固然有经济繁荣的原因,但从更深的层面,仍然与中国历史上的神圣与世俗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有关,世俗化的文化传统依然占据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来华德国人的中国观

19世纪以来,一批来华德国人将他们视域中的中国用文字记录下来。依据史料和文本分析可知,近代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一方面呈现出中国传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特征,另一方面则在小范围内建构了在欧洲现代观念影响下特殊的现代中国。近代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认知是一定时空和历史语境的产物,在华亲历时代巨变的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更为深刻立体,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近代中国呈现出特殊的时代性特征。     

公法文化传统与中国法治建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浓厚的公法化特点。传统公法文化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必须完成对传统公法文化的现代改造。     

古代中国判例传统:成因及启示——案例指导制度的另一观察视角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判例传统,其成因有经验哲学、贵族精神以及实用性。中国古代判例传统对我国当今案例指导制度建设的启示有二:一是确立成文法为主判例为辅的二元法源形式;二是加强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具体包括加强法官裁判过程的程序控制和提高法官的人文素养。     

中国行政法的传统之根与未来之路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中国行政法的历史同中国的法律发展史一样源远流长。其中浸透的人文精神与文化理念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方向。中国行政法是生长于中国的行政法,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有待于了解国情的中国人的努力。只有当我们超越了机械的法律移植阶段,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律体系,才能在与世界的交流中挺直腰杆。只有把握传统文化之根,才能开辟未来可行之路。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求行政法的可行之路,是行政法学者应当承担的使命。     

传统与现代之间：虐待罪“家庭成员”概念新论

我国《刑法》关于虐待罪规定中的“家庭成员”一词是确立本罪和限定本罪成立范围的重要构成要件。自《刑法》规定虐待罪以来,“家庭成员”概念的明确厘定都是以家庭作为分析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出现非传统的新型家庭模式影响下,“家庭成员”的概念内涵也应相对地予以扩张。研究以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作为分析家庭的进路,通过考察现实社会中实然存在的传统和非传统两种家庭形态,将虐待罪犯罪对象的“家庭成员”定义为：基于婚姻、血亲关系或非血亲的赡养关系以及非婚同居关系在同一家庭中一起长期共同生活的人。     

中国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构建

判例作为国际私法的重要渊源之一,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文章从判例的概念辨析入手,通过分析判例制度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在我国构建的可行性,提出了构建我国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具体建议。     

论中国近代教育主题的嬗变

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的社会转型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着冲击。中国传统的从科举为中心的单一走向的教育格局逐渐瓦解,而以教会教育的逐渐兴起、发展和以西学学堂的兴办,大大丰富了中国近代教育主题的内涵。它们在近代教育舞台上共同存在、互相影响,为中国社会培养了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各类人才,这些教育主题的变化推动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