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下的历史与历史下的思辨——对历史认识的探析

历史是人类恩辨与实践的产物。历史与人类在新时期的实践与思辨相互作用下推动了人类的发展。在对历史的认识中，马克思实现了思辨下的历史与历史下的思辨的统一，第一次把人类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纳入历史研究领域。     

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的科学化与大众化

通读《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全书，掩卷凝思，深感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实现了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科学化与大众化的有机统一。一、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的科学化编写体例的科学化。《读本》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既勾勒了中共广东历史的发展线索，呈现了中共广东历史的整体轮廓，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一重要命题一经提出，就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在历史逻辑研究方面，学者们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纵向历史分期、横向类别划分、历史源头、构建经验等内容；在理论逻辑研究方面，学者们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机理和内在逻辑、核心理念与精髓要义、鲜明特质与价值意蕴等内容；在实践逻辑研究方面，学者们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承发展的实践主体、实践载体、实践路径等内容。在通过重要时间节点整体了解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要认识到既有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更注意推进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结合，更重视历史分析和现实需要的融会贯通，更注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更广泛促成专业研究与交叉研究的协同合作，进而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向纵深推进。     

邓小平与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

邓小平与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李万来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构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他从总结历史经验中论证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实事求是地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客观评价，并号召要用历史...     

便将万管玲珑笔新绘全民抗战篇——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回顾与展望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写入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委会决定；市委宣传部与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就渝台两地抗战历史文化研究的交流合作签署会谈备忘录；在重庆召开高级别国际性学术会议，共同研究抗战历史文化；《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获得通过；特别是今年6月，《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重庆签署……自2008年5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作启动以来，说起中国的抗战文化，说起战时首都重庆和大后方抗战，话题渐渐多了起来……     

论马克思与德里达历史研究基点之异同

历史犹如一把未解之锁，若要打开就必须选择合适的“钥匙”。而马克思与德里达正是按照各自的逻辑思维模式打造了属于自己的“钥匙”，确立了他们的历史研究基点。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始终是围绕实践展开的，而德里达则将历史置于“文本”之上，通过“延异”解释了历史的发展。对两者加以比较的意义在于进一步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维度，深化对德里达解构主义历史观的解读与认知，最终澄明以比较为平台，以借鉴为旨归的理论意义。     

辩证法语境中的历史与结构问题——驳析某种反辩证法的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方法

在当今学术界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基于辩证法的研究方法视为脱离经验的形而上学虚构，认为由于它而造成了所谓历史与结构相冲突的问题。然而事实上，辩证法作为质底性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其深刻之处正在于将历史与表述历史的结构视为一个整体。本文试图通过反驳当今学术界对辩证法的种种诘难，来说明辩证法在当代历史学、社会学研究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以及辩证法与经验主义之间冲突的实质意义。     

一部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党政关系的力作

由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鲁士恭主持，山东社科院、山东大学、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几位从事宪政学、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组成研究与写作班子，历经数年艰苦努力撰写的《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研究》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实际，对当代中国的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历史的、系统的、深入的分析研究，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党政关系的基本理论观点，分析了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政权关系的演革与现状，深刻论证了我国当代党政关系的性质、地位、内容…     

视角与研究——从《法律与道德》看法学研究进路

历史的视角、分析的视角和哲学的视角是19世纪研究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三种方式，也是庞德考察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三种视角。历史的视角就是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放之于历史的空间内考察，使之在法学思想史的背景下成为宏大的故事；分析的视角就是分析不同法学派别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观点，寻求法律与道德的应然关系；哲学的视角就是在历史的视角和分析的视角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思辨方法，探究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理性范式。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研究内容本身是多重因素的结果，这种研究模式决定了法学研究过程中所要采取的视角应该是多维的。     

改革开放视阈下中共历史研究的三维探析——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与加强中共历史研究密不可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共历史研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发挥着宏观决策的借鉴、资政作用，凝聚人心的引导、育人功能，具有理论创新的文化、学术价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支撑。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研究中共历史，逐步壮大中共历史研究学科体系建设，对加快和深化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钟期光与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的历史风波

钟期光与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的历史风波刘旭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原本是一个研究与整理革命历史及有关资料的学术问题，但在６０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却人为地搞成了一个＂政治路线问题＂，在人事政治是非上纠缠了１０多年。这里记述的，仅是＂文革＂前有关这个问...     

国外学者关于新中国历史上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论析

国外学者在对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围绕着新中国创建的历史意义、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失误的根源、建国后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革开放的评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性等问题，形成了不同模式的理论解释。系统总结国外学者在上述问题上的研究并进行客观的评析，对于新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有一定借鉴和启发意义。     

科学评价中共党史人物的若干思考

用科学发展观来评价中共党史人物，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详尽地占有历史资料；必须将研究对象与前人相比，看其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不能感情用事，凭个人意气；要把研究对象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还要联系历史人物的目的和动机。     

历史政治学的进路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正>中共党史学作为研究政党历史的学科，且是研究当代中国执政党的历史，其与现实政治是密切联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是相关研究者不能回避的事实。但作为具有显著历史学特性的党史研究，也应注意运用理论分析工具，进而提出问题意识，抒发学术关怀。党史研究的对象涵盖了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百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既十分复杂又瞬息万变，某些历史事件和结局常常出人意外。要对这种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就要求研究者在党史研究中主动援借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     

深情──记共产党员、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教授靳生禾

深情──记共产党员、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教授靳生禾小康，曙耕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教授、共产党员靳生禾，自１９５５年参加工作以来，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在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古代战场遗...     

近二十年来党对《历史决议》若干论断认识的深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后 ３２年的历史所作的科学分析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党对《历史决议》若干论断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这些深化体现在邓小平、江泽民和党的一些重要文件的有关论述之中，如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论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历史新的总体估价；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等等。坚持《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同时研究与反映近二十年来党对有关历史问题认识的深化，成为新的重大课题。     

共襄盛会谋求共识——记“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0年8月14—16日，“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北碚召开。这次会议是以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为主题，由两岸学界共同发起的第一次高层学术研讨会，也是重庆实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以来，海峡两岸学者第一次有关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     

陈独秀盖棺论定了吗——五年来陈独秀评价问题研究之新进展

陈独秀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与政治运动密切相联而又纠葛不断，其一生复杂的线条注定了其生前身后毁誉不一的状况，注定了后人对其评价问题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陈独秀评价问题的研究一直是“陈独秀研究热”中备受关注的一个焦点。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苏联档案解密和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出版，蒙蔽在陈独秀身上的问题和谜案的历史真相逐步浮出水面，从而逐步客观地还原了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应有位置。     

毛泽东大历史观蕴含的辩证逻辑

毛泽东是大历史观的主张者和践行者，他的大历史观蕴含了“古与今”“中与外”“形与势”等辩证逻辑。“古与今”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通古今之变”，实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形成了自觉的时间意识、自省意识和使命意识，从而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中与外”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自觉以更宽广的视野研究党内、国内和国际历史，具有立体存在的空间意义。“形与势”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善于从历史之“形”中把握历史之“势”，明晰了历史的实质和趋势。由此，毛泽东大历史观实现了对其他大历史观理论观点的价值超越。     

国民党党史馆与"大溪档案"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最基本元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大量新史料的被挖掘和利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俄罗斯国家档案有关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的解密开放，使苏共、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改写了国共首次合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