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赚钱──读钱锺书札记

历代史家几乎不约而同地会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二者的异同优劣加以对比。《史记》因将项羽列入本纪，对汉武和景帝皆有贬词，并抨击酷吏，张扬游侠，所以历来被腐儒们诬为“谤书”；其中尤以《货殖列传》遭到非议最为强烈。首先反对的是班固的父亲班彪，他认为司马迁“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班固也讥讽《货殖列传》是“崇势利而羞贱贫”。北宋思想家李觏则谓司马迁“猖狂”，“闻道寡”，而大赞班固。 其实，班固生活在儒家纲常已经在《白虎通义》中趋于定型僵化的东汉时期，难逃重义轻利的思想窠臼，所以无论胆识，…     

西汉《易》学中的两个京房

提到京房,人们自然会想到汉易象数派大师、西汉今文易学“京氏学”的开创者。班固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详细记述了其生平,又在《汉书·儒林传》中为其撰写附传以讲述其授经源流。京房(公元前77年—公元前37年),本姓李,以推算历律而改姓京。字君明,东郡顿丘人。受业于梁人焦延寿,研治《易     

《山海经》作者考

首先提到《山海经》一书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但司马迁却没说《山海经》的作者为谁。到了刘歆,在其校上《山海经》一书的表文中才说:“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汉书·艺文志》对《山海经》一书,不著录作者姓名,可见班固并不信其说。至于后来学者,则多否定之。如尤袤说:“《山海经》……汉儒谓伯翳为之,非也。”     

骆越之“骆”义何在

越族是我国先秦和秦汉时期活动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一个古老族群,因其部落众多,故史有“百越”之谓。 骆越是越族一支,分布在“今广西西部和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和海南岛以及越南北部。”其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和桓宽《盐铁论·地广篇》,但都只称“骆”而不及“越”。到班固《汉书·贾捐之传》始称“骆越”。这说明“骆”是骆越的前称之名。     

试论禁忌

什么叫禁忌?东汉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曰:“阴阳家者……,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这说明禁忌一词在东汉或更早已经产生和使用了,并且从那时起,禁忌便与宗教,祭祀、鬼神有关。《现代汉语词典》对禁忌则作了概括性的阐述:(1)犯忌讳的话和     

论《汉书》中的时间副词“后”

本文通过运用“本证法”与“参证法”对《汉书·郊祀志》及《汉书·高五王传》之《齐悼惠王刘肥传》中出现的讹误问题加以考证 ,发现正是由于“后”这一时间副词在词意与使用上的古今不同 ,造成了《汉书》在记载上出现错讹     

魏晋六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

魏晋六朝时期是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肇自司马迁《史记》“八书”,后为班固《汉书》“十志”所因循完善的书志体例,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充分的发展。《史通·书志篇》云:“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在这里,华峤以下,均是魏晋六朝史家,他们的著述都已散佚,其所撰书志更名曰典、录、说,还有易名曰记,或仍以志为名的。但后来有的论者,由于对大量散失的史著(佚史)缺乏应有的重视,或是揣摩不周,只注意到今存可据的史著,如二十四史书志编纂     

《汉书》与西汉的民族研究

班固的《汉书》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与《史记》相比有了许多创新。该书对民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匈奴列传》、《西域传》、《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中,而又以《匈奴列传》最为重要,从《匈奴列传》可以看出汉王朝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汉匈关系。     

“实事求是”出何典故

“实事求是”一语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西汉时候,景帝刘启的三儿子刘德被封为河间献王。刘德以喜欢研究学问著称,他经常阅读并搜集过很多先秦时代的古书,掌握丰富的研究资料,认真的从事学术研究和历史的考证工作。他的这种认真负责,严肃刻苦的治学态度,受到很多人的称赞。因此,班固在撰写《汉书》的时候,为刘德立了《汉书·河间献王传》。在传中颂扬他的治学态度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唐朝大学者颜师古把这句话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研究学问一定要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找出真实的结论。     

《橘颂》不是屈原早期作品辨

屈原《九章·橘颂》作于何时?历来都有争论。清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及近世郭沫若《屈原研究》、谭介甫《屈赋新编》等认为《桔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其主要的理由是:“这里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形式上“遵守着四字句的古调,其余的八篇气象和格调都迥然不同”。且根据“江陵千树桔”(《汉书·货殖传》),“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等),谓桔并非江南才有。诗中有“嗟尔幼志”、“年岁虽少”之句,这是屈原的“自喻”等等。我认为这些理由是不充足的。《桔颂》当是屈原在顷襄王时放逐后“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的途中所作。因为:     

“鼻饮”辨析

“鼻饮”,是古代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习俗。自古至今,许多文人学士对此习俗多有曲解,致使以讹传讹,给后人造成一种神秘离奇之感。对此,本文欲以侗族人民现实生活中的有关习俗为例加以辨析,以求解“鼻饮”之谜。 有关“鼻饮” 的记载,最早始见于东汉人班固所著的《汉书·贾捐之传》。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立儋耳、珠崖两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     

“实事求是”面面观

一 “实事求是”的哲学概括与提升 “实事求是”,语出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誉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人颜师古注“实事求是”云:“务得事实,每求其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沿用了“实事求是”一语,并作出了新的界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     

从《史》、《汉》货殖传看两汉义利观的演变

《史记》与《汉书》,虽然同为纪传体史书中的双璧,但是在许多重大问题却见解相左,甚至针锋相对。两书《货殖传》尽管立传体例相同,在义利观念的评价上则是大相径庭。究其根由,除了司马迁与班固个人史识不尽相同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两汉社会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形态,或是在社会意识及风尚等方面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势必要在《史记》、《汉书》中表现出来。对照研读两篇《货殖传》,不仅可以窥察作者在义利观念上的差异之处,而且可以从中寻觅两汉社会由重利轻义到重义轻利的演变轨迹,加深对两汉社会的认识。     

试论汉代的边疆民族观与治边策略———以《汉书》为中心

《汉书》继承并发展了《史记》对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民族的记述,把所有边疆民族都作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成员,这样的边疆民族历史观,对于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整个汉王朝时期,国家战略的重点在调整与北方匈奴的关系,所以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具体表达了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基本观点,即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策略应该是,在和亲的同时,也要进行积极的军事防御与进攻。班固还认为,汉匈民族关系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汉初汉王朝处于劣势,汉宣帝以后匈奴处于劣势,所以汉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是“贵于未战”。     

班固美学观初探

班固是东汉前期声名赫赫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虽然没有写下专门的美学著作,但在他撰集的《白虎通义》、《汉书》以及《两都赋·序》、《典引·序》和《离骚·序》等著名序文中,对文艺美的本源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都有所论及。他的美学观作为东汉一代官方美学思想的代表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影响。因此,研究他的美学观,既有助于了解东汉期间美学思想斗争的概况,也有助于了解东汉的文坛艺苑歌功颂德之作泛滥成灾的历史背景。本文不揣浅陋,仅就班固的文艺本源论、文艺批评标准观作以下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学者。(一)“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文艺本源论     

汉高祖除秦苛法质疑

素来传为美谈的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仿佛在一夕之间,就废除了秦朝的一切苛法,《史记》卷8《汉高祖本纪》叙沛公刘邦初入关时,召集父老宣布废除秦朝苛法(《汉书》卷1上《高祖本纪》同)说: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 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 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 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 去秦法。”而《汉书》卷23《刑法志》则略有不同,其言如下:     

同川而浴

《尚书·大传》曰:“吴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可知这一习俗,为吴越人所尚。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记载,风行于东南沿海,即今之江浙一带,且与《汉书·贾捐之传》记载的“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不同。两者虽然同是一川共浴,但前者说的是不同性别,     

县“有蛮夷曰道”质疑

县“有蛮夷曰道”质疑曹学群“道”作为一种特殊的县一级的机构，首创于东周时的秦国，以后伴随秦的统一而逐渐推广到全国各相关地区，并延续到东汉时期、史书明确记载“道”制，最早见于东汉时代，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写道，县“有蛮夷曰道”，意即凡设在少数民...     

许学夷《诗源辩体》对曹植诗的批评

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作为明代复古派诗论的集大成之作,其诗学思想基本继承复古派,主张师法汉魏古诗与盛唐律诗,重视诗之体制、格调等,但其在诗歌的正变之辩等方面亦不乏创见.如许氏认为曹植诗与汉诗相较,已体现出“体多敷叙,而语多构结”、“体既整秩”而“事由创撰”与“体既端庄,语复雅炼”等特点,并认为曹植工于诗作等.由此也折射出许氏的一些诗学思想:其认为汉、魏之诗有异同；他主张“审其源流,识其正变”,以“情兴”论诗；并主张“体制为先”,强调体制规范的变化,以“本色”论诗.     

汉朝政府马政管理机构——太仆寺

EC2003马政是古代交通运输和军事武备方面的重要政务,历朝政府都设有相关的管理部门,在汉朝政府部门中有专职机构太仆寺,负责马政管理,为九卿之一。据说周穆王始置太仆,“盖大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引应劭曰)。《周礼·夏官·司马》云:“太仆,下大夫二人”。金文中也出现仆官,如《鼎》:“啻官仆、射、士”。《师鼎》:“师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左传》中也有仆人、仆大夫、正仆的记载,可见太仆并非如《汉书》班固所讲为秦官,而是古官,秦乃袭周制,汉沿置。太仆寺掌车马,杨雄《太仆箴》有“肃肃太仆,车马是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