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付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制度构造——基于比较法的视角

保险利益原则在给付性保险中有其适用的余地,但我国保险立法上的规定需作调整。一般的给付性保险中,明确规定保险利益具体情形的方式应予以保留,被保险人的同意作为保险利益的例外推定条款。死亡给付性保险的规定应改造为实质上的保险利益加被保险人的同意双重要件。保险利益的存在主体,从抽象归属方面而言应属于受益人,而在具体归属方面则应区别一般的给付性保险和死亡给付性保险规定相应的具体情形。在给付性保险中,应当要求在保险合同生效时和保险事故发生时皆具有保险利益。     

简论被保险人的同意权

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给付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是保险事故发生的载体,是保险合同承保危险发生的承受者,因而,为明确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的有无,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尊重和保护被保险人的人格权,保险法规定了被保险人的同意权。被保险人同意权的行使系单方行为,包括事前的同意与事后的同意,在保险法上须以要式方式为之。被保险人同意权的行使主要有四种情况。     

刘锦龙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淮阴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应对被保险人的人身具有保险利益，而且要求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同时，保险利益主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赌博风险和道德风险。同意权的行使，应由被保险人本人在保险合同中签名表达。若由投保人表达而保险人不知的，则应由投保人承担全部缔约过错责任；若保险人明知是由投保人代为签名表达的，则保险人负有提醒告知之义务，否则，也应适当承担缔约过错责任，向投保人赔偿部分信赖利益损失。     

保险利益原则：从绝对走向缓和，抑或最终消解？

保险利益原则虽有助于区分、限制赌博，防范道德风险，却也诱发了逆向道德风险，并有碍于保险制度风险移转功能的实现。在补偿保险中，由于法定保险利益并非区分赌博与保险的必要条件，加之损害填补原则可以替代实现道德风险的防范功能，故应废除保险利益原则。对于一般性给付保险，可以被保险人的同意替代保险利益原则，以体现和强化对人格利益的尊重与保护。在道德风险后果极其严重的死亡给付保险中，可通过被保险人同意与保险利益原则的双重要件来限制道德风险，但保险利益主体应是受益人。     

未成年人寿险研究——以死亡给付保险为重点

在未成年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保险保障体系中，未成年人寿险乃是重中之重，然却不易厘清。未成年人寿险可以区分为一般的以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的人身保险和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前者仅须一般调整即可，而后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保险，在法益衡量中道德风险控制的必要优位于保险保障给付的需求，尚须限制运用。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对内还应进一步划分为丧葬费用损失填补保险和死亡定额给付保险。未成年人死亡定额给付保险理应受到特别限制，该限制以“被保险人同意规则的限制”为核心，兼及对保险金额、被保险人年龄、投保人和保险人的限制。不过这种限制在社会公众服务领域中的团体意外伤害险和定型化的短期意外伤害险中例外地被排除适用。     

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道德危险的法律规制——兼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

未成年人是社会弱势群体,其身心发育尚不健全,没有完整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允许未成年人作为死亡给付保险的被保险人极易引发道德危险,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机制防范此类危险的发生。我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三》从投保人主体调整与同意权行使方式修正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但仍面临未成年人父母同意空洞化、未成年人自身作为被保险人防范道德危险的立法旨意落空等问题。总结各个国家与地区有关该问题的学理论争与实务经验,较为可行的解决路径是:禁止非近亲属监护人为未成年人投保死亡给付保险,只准许未成年人的父母与近亲属监护人投保,同时建立投保人与行使同意权人分离的制度。另外,可以兼采保险金额限制与投保年龄限制作为辅助的道德危险防范机制。     

论我国保险法基本原则的立法完善——由一起死亡保险合同纠纷所引发的思考

保险人与投保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之时,未要求被保险人书面确认,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人又以被保险人未履行确认手续,合同无效为由拒赔。若判令合同无效,则支持了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行为;若判令合同有效,则与法律规范冲突。本文从一起保险案例着手,分析了保险法两大基本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和保险利益原则,同时结合外国的先进立法例,提出了完善我国现行保险立法关于两原则规定的建议。     

被保险人

<正> 一、被保险人的定义被保险人这一概念一般被定义为其"损失"应当由保险人支付赔偿费的人。不过,保险赔偿费并不一定支付给被保险人本人。例如,在人寿保险中,以其生命作为保险标的者(即被保险人)死亡之时,他本人并不是接受保险赔偿费的人。在财产保险和灾害保险中,某人在其可保利益已成为保险标的的情况下,可将其应获的赔偿费指定付给另一个人,如抵押人可将其抵押物方面能获得的保险利益(赔偿)指定给付受押人。在责任保险中也有类似情     

论我国保险法上受益人之变更

保险合同以关系人利益为中心进行权利配置 ,这是保险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别异其趣之处。保险法上的相应规则亦应以是否有利于被保险人利益为标准来予以设计。只有被保险人才能根据自身利益处分保险合同利益。变更受益人由被保险人的单方行为来实现的。意思自治原则是保险法的核心理念 ,变更受益人无须强行法上的过多限制 ,变更受益人的行为不能当然解释为要式行为 ,在变更通知上应采书面通知的对抗主义模式 ,而不应采取成立主义和生效主义模式。我国现行保险法关于变更受益人的相关规则应据此作出修正。     

论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从物之保险到保险利益之保险

保险标的既不是被保险的有体物,也不是相关的财产权利与利益,而是保险利益。以保险利益之保险的观念取代我国现行的物之保险的观念是保险理论发展的大趋势。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对特定财产或相关利益具有的经济价值关系,但保险利益的概念并无适用于人身保险的实益,人身保险不需要存在保险利益,只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     

保险受益权研究

保险受益权应界定为身故保险金的受领权,其主体可以是指定受益人和法定受益人,但不能是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同时遇难的,应推定受益人先死亡。受益人故意伤害或杀害被保险人的,应丧失受益权,但保险人不应因此而免责,对被保险人或其他受益人仍应承担保险责任。受益人为谋害被保险人恶意购买保单,嗣后故意谋杀被保险人的,保险人可解除合同,并对解约前被保险人的死亡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论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以《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规定为视角

授益行政行为是指为相对人设定或确认权利或法律上重大利益的行政行为。关于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在《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有专门规定。该条将授益行政行为分为给付金钱或可分物的行政行为和非给付金钱或可分物的行政行为,对于给付金钱或可分物的行政行为之撤销采取存续保护,对于非给付金钱或可分物的行政行为之撤销采取财产保护。然而,《德国行政程序法》采取此种分类方式是否合理,值得怀疑。在撤销的时间效力方面,《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撤销效力既可溯及既往生效,也可面向将来生效,原则上由行政机关依受益人信赖保护状况而定。     

保险受益权的撤销探析──《保险法》有关条文的修改意见

我国《保险法》对受益人“丧失受益权”的规定不甚合理且前后有矛盾之处，给实际操作带来不便，因而有必要对其深入研究，以求更科学的规定，充分保障人身保险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一、保险受益权的撤销概述 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寿命和身体作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当然地具有保险利益并享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及其处分权。被保险人有权指定任意第三人为享有保险受益权的受益人，①该受益权仅当保险事故发生后，才转化为现实的财产权，因而保险受益权属于期待权。同时，这种期待权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处于 …     

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法律问题研究

一、受益人的概念及其类型 我国《保险法》第２１条第３款将受益人界定为：“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美国保险法将受益人界定为“在被保险人死亡时，由保险单拥有人指定的接受保险金给付的人。”①和我国《保险法》第２１条相比，这一概念有更多的优点。第一，明确指出受益人领受保险金的时间——被保险人死亡时，无论是在意外伤害保险中还是在健康、人寿保险中，只有被保险人死亡，才发生保险金向第三人给付的问题，也只有此时，受益人才有权领受。第二，明确指出受益人请求保险金的条件。我国…     

对我国新《保险法》第49条规定的几点思考

保险标的转让时保险合同应随之发生转让,合同效力延续。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应履行通知义务,但不履行该义务并不影响保险合同转让的法律效力。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因素显著增加时,保险合同于转让时即丧失法律效力。应允许保险人享有对原保险合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各项抗辩理由,明确保险标的受让人的权利从属于原保险合同被保险人的权利,受其权力行使范围的限制。保险合同转让生效时限应以保险利益转移为判断。     

保险事故与被保险人过错之关系及其法律调整模式——兼评我国《保险法》第27条第2款及相关规定

保险事故与被保险人过错间之关系及其法律调整模式 ,历来为保险立法之重点与难点。近代以来 ,一般规则及其模式为 :通过立法及其解释将保险事故之范围定性为“偶然事故或意外事故” ,间接排除被保险人通过自己的意志或行为对保险损失的左右或控制 ;通过被保险人故意行为之不可理赔之法定免责条款 ,直接排除被保险人之故意行为 ;同时 ,被保险人重大过失行为在解释上亦应视同故意 ,保险人亦得免责 ,但保险契约有约定的 ,不在此限。但现代立法认为 ,上述规则不是绝对规则 ,在责任保险和人寿保险等领域的适用上 ,应遵循保护受害第三人以及受益人的法益思潮和立法趋向 ,作适当的限制或例外规定。     

《保险法》第26条诉讼时效起算点规定的质疑

保险合同属于典型的射幸合同。由此所决定,保险合同生效后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人并不实际负有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保险事故的发生使这种义务变为确定,但并不必然导致保险权利人保险合同上的利益受损。只有在保险人违反合同全部或部分拒赔时,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保险合同利益才受到损害,方才构成诉讼时效的起算。     

保险公司须核实劳动者的真实意愿——新《保险法》关于人身保险利益的立法瑕疵浅析

新修订的《保险法》扩大了人身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投保人对与其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有保险利益，可以为其投保。”同时规定：“投保人为与其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见新《保险法》第31、39条）。因为没有此规定前，企业为职工投保．必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企业对其职工才具有保险利益．才可以为其职工投保。而根据新《保险法》的规定，企业可以直接为其职工投保，无须经职工同意，给企业为其职工投保带来了便利。     

论一般给付诉讼之适用范围——《行政诉讼法》第73条评释

一般给付诉讼的适用范围须从客体范围及其行政诉讼类型的界分两个维度把握。一般给付诉讼的客体范围包括"直接"的财产性给付和行政行为之外的非财产性给付。考虑权利救济的完整性,应将颁布规范之诉、预防性不作为以及结果除去请求权纳入《行政诉讼法》第73条的客体范围。一般给付诉讼类型的界分应遵循"补充"和"备位"的功能原则,凡不属课予义务之诉(特殊给付诉讼)的客体范畴,均应归入一般给付诉讼。若以行政行为撤销与否为依据的,应提起撤销之诉合并给付请求。财产性给付限于可"直接"提起一般给付诉讼,如果依法必须先由行政机关核定其请求权者,应先提起课予义务之诉。     

“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