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熟人社会”农村治理法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费孝通先生眼中“熟人社会”的农村受到极大冲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身份型农村社会正逐渐被以利益为中心的契约型社会取代。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农村目前正处于半熟人社会型态,“法治”“人治”“宗法”交织在一起,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因此农村治理目前面临三大难题: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的冲突;农民法律意识的缺乏;基层农村司法制度的缺陷。本文从法治化角度出发,探寻解决乡村治理困局的方案: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的良性互动;提高农民法律受教育程度,加强农村普法宣传力度;完善农村司法运行环境。     

有动员无组织: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对一起农村群体事件的分析

人情网络、地方性伦理和村社舆论构成熟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内涵,三者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良性互动共同型塑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人情网络使人们的情感爆发和聚众具有循环反应的特点,地方性伦理促使人们形成集体认同,而村社舆论则能够有效克服人们的“搭便车”心理.正是这样的机制使得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呈现有动员无组织的特点.     

半熟人社会与人际信任——兼论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是农村人际信任运作的重要场域。在半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和中间组织不仅构成了人际信任的二元化运作机制,而且还建构起人际信任发展的四种理想模型,并规范着农村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陌生人社会"调解名实结合的必然性

在熟人社会，调解是名实分离的，它体现在当事人是否选择调解，是否推进调解程序和是否接受以及履行调解协议上，是不能自愿决定的；而在陌生人社会，一方面，熟人圈子的失去与否对于一般人来说，基本没有多大影响，这使其可以无多少顾忌的去选择解纷方式；另一方面，人员流动的高频率又导致了彼此之间的互不信任。这些将促使调解朝其本质化的方向转变，从而使得调解名实结合在中国的最终实现具有必然性。     

作为乡村社会控制手段的“面子”：涵义、特征、运行机制

我们基于对中国数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以探索“面子”如何成为乡村社会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之一。“面子”具有可交换性和可逆性，争面子行为在村庄形成面子等级结构。在这个等级结构中不同层级之间权力与义务不对等，并且在上下层之间有着畅通的流通机制。面子具有他律性，在乡村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越轨行为更容易受到集体的排斥，导致面子惩罚的有效。然而面子作为控制手段的前提是村庄的生活面向，在一个生活面向向外的村庄，农民不在乎他人的评价，村庄中的“面子”也就不再起作用。     

中国特色宗教社会作用“两重性”论

中国特色宗教社会作用“两重性”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是:宗教社会作用是宗教功能的动态表现,由于宗教自身结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包括制度环境和主导宗教的社会力量不同,宗教社会作用也不同,具有积极或消极两重性.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社会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关键在引导.引导宗教发挥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社会文明进步相适应是宗教工作重要任务.     

论“法律社会化”

“法律社会化”是法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对该概念的内涵的阐述包括以下几种学说：“活法论”、“社会行为论”、“社会利益论”、“社会连带关系说”以及“法律社会化阶段说”。它们以各自的学说和不同的论证方式阐述了一个共同的观点，法及法的拘束力就是社会生活本身。法律社会化的功能包括实现功能、评价功能、预测功能、教育功能和改革功能。而上述五项功能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法律的重心从“个人本位”转移到“社会本位”。“法律社会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法律理论和实践具有了重大意义     

中国农村传统“熟人社会”的治安作用探析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讲,当今中国农村仍然是熟人社会的写照。我国农村的熟人社会基于传统关系网络,以礼为行为准则形成了自身的秩序机制,为维护我国农村社会治安起到了引导、教育、惩罚、纠纷调节和共同防御的作用,在对农村进行治安管理时应当充分发挥农村的自治作用,尊重农村风俗习惯,合理引导农村的关系网络。     

法律现代化:社会契机、观念基础与方法论

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重要目标的法律现代化,依然在努力实现过程中.这一可能缓慢的历史进程恰逢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全面深化改革,一系列打破原有熟人社会结构、建构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政策措施加速形成法律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这就为平等个体之间以契约关系依规则行为的法律现代化奠定基础.法律现代化需要建构理性、自由、平等的契约观念基础,需要建构形式法治基础;但是在此之前,有必要充分认识法律现代化面临的社会现实,这正是法律社会学所擅长的方面.     

我国“城中村”改造的社会稳定分析——以昆明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我国现阶段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以昆明市“城中村”改造为例,可概括为:一是“城中村”改造中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二是“城中村”改造中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三是“城中村”改造中维稳的思路与对策.“城中村”改造是城市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只有本着以人为本,坚持发展、稳定一起抓,坚持统筹考虑、综合治理,才能将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遏制住,有效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的进程.     

树立法治理念 构建和谐三晋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新命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文章立足于山西的实际,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诉求,对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和谐三晋进行了探讨。     

浅论“洋葱效应”与系统论视角下的维稳工作

在系统论的视角下,运用"洋葱效应"理论分析研究维稳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洋葱效应"为启示,可以在维稳工作中及时发现和排除不稳定因素,整合多方维稳资源和各种有利条件,前瞻和预测维稳工作发展方向;以"洋葱效应"为提示,可以在维稳情报信息工作中严密情报信息的收集范围,增强情报信息的综合研判,推动情报信息的共建共享。     

试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文明特征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山西忻州公安机关“十进家”活动调研报告

今年4月份以来,山西忻州公安机关开展了以构建新型和谐警民关系为基本内涵的“十进家”活动。活动开展的初期,就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和强烈的社会反响。“十进家”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当地乃至全省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进步与发展,也对当地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通过深度的调查研究,我们以党的十七大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为主线,以“十进家”活动为基本素材,从讲政治的高度和学理的层面,分析探讨了“十进家”活动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尤其是从公安工作全面、协调、健康和持续进步与发展的角度,对“十进家”进一步开展过程中的深度辐射作用,做了拓展性的研究和思考。     

培育公民社会的根据及其意义

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必然是一个公民意识很强的国家,而公民意识的发展,则依赖公民社会的建立。国家向社会的回归,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培育和建立公民社会的基本依据。     

虚拟社会管控机制的创意与构想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社会应运而生。基于虚拟社会匿名、开放、高度自治等内在特点,决定了公安机关对其管控存在较大难度。由于网上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关联性、聚合性和敏感性不断增强,公安机关构建虚拟社会管控机制已成必然之势。从其内在特点着手,了解虚拟社会易导致的社会问题及公安机关实际管控中面临的制约因素,从引导虚拟社会自律、解决管理前端缺失、提升虚拟社会违法犯罪查处力度三个方面系统构想虚拟社会管控这一难题。     

国家与社会:民间法的研究范式——基于问题的中国性

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基础、学术传承和分析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存在市民社会和乡土社会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这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实际上都体现了理论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特质.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民间法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独特性而丧失分析范式的规范性,所以基于问题的中国性,必须确定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适用限度,这一范式对民间法研究的描述性意义在于确定国家之下的广大日常生活世界作为研究视野,规范性意义在于确立民间法的契约向度作为法治本土资源的选取标准.     

简论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两个决不会"理论则指出了这一历史趋势变成现实的条件。依据条件具备的程度,资本主义可能通过三条路径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二是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社会性质突变的形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三是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政权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透视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反思公民社会的现状

公民社会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复兴,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社会。文章通过分析古希腊城邦制、中世纪的教会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契约理论,得到的结论是公民社会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以不同的形式与结构隐没,并表现出一定的特点。     

信用:两种叙述语境的转换

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现阶段出现的社会信用缺失问题,应该说是植根于这一时代背景的。新的以契约化交易为基础,以健全、高效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为依托,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社会信用体系还未建立起来;而原先植根于人格化交易的中国传统信用关系的许多缺陷却开始显现,恶化了信用环境,并导致了整个信用领域的混乱。要解决信用危机问题,关键在于实现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理念的转换,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尤其是其中的法律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