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

本文认为,中国城市的社区发展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它使社区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与独立的市场主体企业相对应缺,所以社区制改革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本文在此立论的基础上,以上海和沈阳社区发展的不同模式为案例,具体探讨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重建和政治民主建设问题。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反思与调适

近年来,城市社区公共空间问题凸显。依循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链条,政府、市场和居民深度参与空间审批、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及运营和使用。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就是权力、资本和情感互动中的空间再生产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受权力和资本的影响。优化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格局,需要实现空间内权力、资本和情感的融合与平衡,进而提升空间品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现代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源起、特征与融合

城市社区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基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的发展变化巨大,治理实践成就斐然。以治理现代化作为观察主线,我国的城市社区经历了从转型、建设到治理的阶段性主题变迁,反映了国家权力从收缩回归、扩张下沉转向嵌入渗透的实践轨迹,社会从组织赋权、要素成长和主体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得到全面的成长,国家与社会从改革之初的相互调适、逐步分化而迈向相互建构并整体转型,共同完善治理现代化的新格局。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主体、内容与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要构建与我国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治理体制,需要准确回答谁来治理、治理什么的问题。从实践看,城市社区治理“多元共治”的理论构想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张力凸显,不同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及其限度需要重新审视。在人民城市理念下,城市社区治理应当重点关注与城市居民关系最密切、影响最直观,且具有日常性、重复性和弥散性的各种社区生活“小事”。这些“小事”的有效解决,直接影响了每个个体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具体体验。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以治理能力提升为导向,从激发社会合作、激活群众路线以及做实重心下移三个方面,建构一套既能够有效承接国家治理任务,又能有效回应社区内生性需求的简约高效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探究

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功能受限、治理格局发育迟滞、治理创新发展不足、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等多重困境。制约因素主要为治理意识不强、体制机制制约、制度供给不足。只有把握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牢固树立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这一根本前提,持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构建起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维护城市社区稳定 不断完善社区治理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维护城市社会稳定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首要目标选择,而制约我国城市社区稳定的重要原因在于城市社区行政性自治模式。在城市社区管理中,以国家政权为基础的行政权与以城市社会为基础的社区自治权具有对立性与冲突性。社区自治权与行政权在实践中的激烈博弈行为导致城市社区管理失序,各类不稳定因素随即产生。构建有利于行政权与自治权良性互动的行政组织体制、运行规则、权责关系、社区自治基础,是推动城市社区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动力。     

社会公共治理视角下社区警务的完善

社区警务的理念与社会公共治理理念一致,对社会治安防控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社区警务工作中存在着社会参与度不高;沟通渠道不畅通,协作互动性较差;警务模式有待完善;组织建设有待加强;考核评价机制不合理;事前预防防范机制相对落后的问题。为了完善社区警务工作,从宏观层面要培育良好的治理环境;从中观层面要推动警务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从微观层面要完善社区警务运行机制。     

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被引入到城市社区发展和建设的实践领域。城市社区治理以其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与合作化和资源配置的动态化与互补化优势,逐渐成为当下推进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这极大地制约了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内涵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和制度支撑,是新形势下实现城市社区善治的动力源泉。新形势下,在城市社区内塑造普遍信任、加强规范社会资本建设、发展参与网络,成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重大任务。     

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治理探索

加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在于服务各族群众、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是民族团结、社区和谐、社会稳定的需要。当前,城市社区民族工作要完善以党政为中心、全社会参与的"共治"治理网络,增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整体性与协同性,进一步创新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治理思路。     

市郊结合部成片小区治安管控之探索

当前,上海市郊结合部成片小区存在治安问题复杂、刑事案件多且恶性程度加剧、外来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突出等问题。究其原因,群众缺乏高度的自防和互防意识;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相对滞后、管理乏力;基层组织战斗力和群众性治安联防力量不强和警力不足,疲于应付。因此,必须立足于长期作战,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坚持党委、政府的领导,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建立健全防控机制,提高驾驭治安的能力;优先配足警力,发挥诸警种合力作用;强化队伍管理,增强队伍战斗力。     

社区民警治安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以深圳市公安派出所工作为视角

作为公安机关维护基层社会治安主要力量的公安派出所,其治安管理工作的好坏对整个公安工作的成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公安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在实际的治安管理工作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迫切需要为其寻找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深圳市公安派出所社区民警的治安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和对策,对全国其他地方社区民警的治安管理工作具有有益的借鉴意义。     

论公安机关社区治安管理创新的内容与途径

推进公安社会管理工作创新,要紧紧抓住社区建设这一关键点.通过社区建设扎实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等问题,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公安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打牢执政的根基.     

论社区治安防范与物业保安的职责

在社区治安防范工作中，物业保安队伍具有人数多、与居民接触频繁、熟悉防范要求等优势，但由于物业保安的工作机制不完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原因，物业保安的职能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基层公安机关要通过通报治安形势、加强防范指导、开展监督检查以及完善奖惩措施等途径促使物业保安有效发挥职能作用。     

析汶川地震灾区治安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灾区群众期待有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但是,目前灾区治安管理工作中存在着部分受灾严重的县市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灭失、外来人口多而复杂、不稳定因素和安全隐患多、监管难度大等问题。为了给灾区重建工作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安机关需要深化板房区警务,强化灾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围绕灾后永久性农房建设强化破案打击力度;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认真做好民爆物品和公共安全监管等工作。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与城市交通政策的制定

科学、合理的城市交通政策对于有效解决当前城市交通面临的各种问题,建立快捷、安全的交通运输网络,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作为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政府提供合理化建议,积极参与城市交通政策的研究与制订,为改善城市交通结构作出积极的贡献。     

公共利益与公共行政责任

公共利益的概念见仁见智,缺乏共识。公共利益提供了一个关于公共行政责任的指导性概念。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公共行政将实现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全面的根本的责任,并为此而努力创造公共价值。这样,公共利益作为一个统领性的概念,不仅对于选择集体行动的适当手段具有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公共行政人员所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伦理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规范价值和行动准则。     

国家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经长期积淀形成的具有正义规范意义的国家公共管理取向和社会政治价值定义,具有超地域政治之特性。公共理性是执政党提高执政绩效、规避执政风险的经验性伦理系统。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一个政党的公共执政,必须具备这种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不仅要求有一套富有政治个性的解释话语,更要求这套话语合符社会公共判准。本文从七个方面诠释了公共理性的一般内容。     

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的特点

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呈现出一系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其治安管理机构的设置较为固定;利用联保连生与保甲法这样一些超强制的高压手段;家族伦理和族规家法也是极为重要的非正式控制手段;由乡民、村民组成的治安力量对维系一方治安起到了补充正式控制的作用。     

话语与公共行政:话语制度主义及其公共行政价值评析

话语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丛林中的最新流派,它以观念和话语为核心分析要素,为理解制度和制度变迁提供了内生性的动态视角,弥补了新制度主义其他流派倾向于静态的、均衡性制度分析的不足,并为公共行政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诸多借鉴。然而,话语制度主义自身在解释力、理论适用性、理论身份独立性等方面尚存在不足,多学科与学说间的交流和互补对完善话语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