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对政府回应性逻辑的质疑和超越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要求政府加强回应公众服务要求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走向复杂治理的公共行政不能以回应性为运行逻辑,更不能简单地以政府满足公众需求的多寡作为衡量服务型政府实现程度的标准。以回应性引导行政改革是错误的路径,容易误导公共行政走向回应超载的危险境地;从公共权力的权责一致性出发,要用责任性取代回应性。政府要对公共利益负责,要将责任意识内化为行政人员的首要观念。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注重扩大共同体责任的范围。     

政府回应的理论分析及启迪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 :“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标 ,也是增进政府责任性、回应性的重要途径。切实贯彻全会的精神 ,增进政府回应性 ,需要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本文从政府管理理论的发展和行政管理模式嬗变的角度 ,对政府回应理论作一般性的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增进我国政府回应性作初步的探讨。一、政府回应的理论分析自 80年代开始 ,西方一些国家为使政府管理现代化而提出了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的改革目标 ,后逐渐成为各国行政改…     

我国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公信力研究

在民主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强调多中心协同、参与及责任的治理模式正逐渐成为许多国家摆脱"信任赤字"的"救命稻草"。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出发,结合公共问责理论提出的要求,分析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发现多中心分权不当、合作不力、问责不足等问题直接阻碍了国家治理进程中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性、回应性和有效性的实现,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基于此,通过法治建设、制度建设和全面监督系统实现依法分权和治权,打破政府单一垄断公共权力的地位;通过信息公开机制和提高多元主体参与意识,实现协同参与,增强各主体间的互动回应;以道德基础、科学政策、绩效考评体系和公共问责机制,实现公共问责,为构建服务型政府、高绩效政府、责任性政府付出努力,最终改变我国政府公信力弱化的现状,以期稳步提高政府公信力,走向善治。     

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定位及其合理化需求

《纲要》和《决定》基本体现了中国建构法治政府的理论逻辑和制度架构,其中关于行政决策程序的基本框架尤显突出。行政决策程序需要在行政国家时代的新式法治框架下获得规范定位,其在体现现代行政回应性伦理的同时,也产生了超越形式合法性的合理化需求。这一需求结构大致可以分为相互制约和补充的三个层面:回应规则化需求的行政自我立法、回应理性化需求的专家作用以及回应民主化需求的公众参与。负载有限政治功能的行政决策程序建构有利于探索一种适合中国法治转型的"行政宪政主义"。     

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

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与外在的使命联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逻辑体系,民族教育理论范式则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逻辑起点、演变动力和服务主体.这一内生逻辑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切入点.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所存在的"初学步""稳迈步""大踏步"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回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基础、民族话语演进与个体话语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民族话语、个体话语建构回应并呈现了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核心关系,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从基础性共识走向整合性共识,民族话语从自动化共情走向联通式共情,个体话语从自觉与自为走向共觉与共为.     

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

网络参与将对政府决策产生深刻影响。探索政府在网络参与环境下如何回应,其机制何在,有何形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网络参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机制:权力和信息,并通过大量案例实证分析,提出鸵鸟模式、杜鹃模式、蜂王模式和鸳鸯模式等四种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探讨了从冲突走向协商的可能性和途径,以期促进有序规范的网络参与,提高政府对民众的回应性和提升治理效能。     

论公共企业的公共责任

公共企业公共责任既是一种对公众的义务,也是一种监督、控制和制裁行为。公共企业公共责任的履行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确保公共企业履行其自身的公共责任,必须正确处理好受托公权与公共责任、公共企业盈利最大化与公共责任、政府监管与公共企业自律之间的关系。     

“网络问政”中的回应性——对K市领导信箱的一个探索性研究

近年来,网络问政平台的涌现带来了政府与公众互动模式的革新,但技术的升级未必意味着政府回应性的真实提升。已有研究揭示了网络问政中存在政府回应的"选择性"与"有条件性"问题,但普遍存在测量方法的间接性和测量内容的简单性局限。政府对网络问政的回应质量究竟如何,我们依旧知之甚少。针对这一缺憾,选取K市领导信箱为研究对象,对其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情况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研究发现,K市政府回应与公众所提问题类型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回应时效、回应内容和问题解决方式上整体质量不高且存在不确定性,其透露出的是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中专断性、官僚式与形式化的治理思维惯性。探索合作治理型的回应模式,并通过制度化建设为之提供标准化、规范性的实践依据,是改进网络问政中政府回应性的应有之义。     

世说新语

<正>在公众舆论场中,地方政府也被看作当事方,是被怀疑、被审视的对象,此时,地方政府切忌自命判官,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强势态度。只要坚持实事求是,有事说事,有法讲法,讲明事情的原委,就是最好的回应。如果事件事态不清晰,也要严谨表态。若用"不明真相""别有用心"等词语恰恰是最差的回应方式,无异于在沸腾的舆论场火上浇油。——《新京报》文章《事件回应慎用"不明真相""别有用心"》     

历史的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青年卢卡奇的历史概念再思考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史中,对"历史"概念的追索散发着恒久的魅力。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滥觞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便是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为中心的。卢卡奇在对德国古典哲学历史思想的得失分析中,将马克思的"历史"定位为一种生成性存在和动态功能结构,从而用历史辩证法来剥离资产阶级社会意识的"物化结构"。然而,由于他以黑格尔式的抽象逻辑设定来座架历史概念,不能透视马克思历史观的广义与狭义层面的区分,不能理解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体现的历史观的真实意蕴,因此其逻辑运演的深层仍是一种抽象的思辩,最终无意识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思青年卢卡奇的历史逻辑,对于理解其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不断走向人本主义、实践主观化具有深刻的启示。     

执政能力建设与善治理念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其基本要素是：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效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内在蕴涵着善治的理念，善治意味着构建回应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参与型政府、责任型政府的本质回归。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未来社会双重逻辑论证探究——兼评奈格里的《大纲》“超越论”

深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可发现,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以及作为其思想表征的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的同时,对未来社会展开了双重逻辑论证。一方面,基于主体性逻辑的视角,即从主体和自由、主体和劳动以及主体和财富的关系等维度,对未来社会存在样态展开了富有原则性的高度设想;另一方面,基于客体性逻辑的视角,即通过把握资本运动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暴露资本的历史局限性,揭示其走向崩溃以及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基于《大纲》中的双重逻辑论证考察马克思从《手稿》到《资本论》的思想演进,《资本论》绝非如奈格里所认为的是《大纲》的倒退,而是实现了对《大纲》中建构起来的客体性逻辑的完美建构,并为主体性逻辑论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达及思想的最高峰。     

法律论证理论的知识论基础和哲学思考

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和非单调性决定了单调的演绎逻辑在法律领域的不适用性。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与其知识论基础的演变和发展有关。作为一种非经典逻辑的法律论证是从狭义的论证图式逻辑（分析哲学传统）走向包括修辞学（解释学传统）在内的广义逻辑过程中兴起的。分析哲学传统和解释学传统融合与相互渗透对立是当代法律论证理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它们共同为法学提供了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难题思维以取代体系思维,也共同反对传统三段论式的涵摄模型,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正是基于这种融合主义的知识论立场。     

论点摘编

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 陈潭、黄金在《学海》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基于公民本位、崇尚服务理念、追求公共利益的现代政府模式,近年来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改革中的热门话语。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一个综合性课题,在委托代理理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理论的基石上,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正与平等、效率与竞争、廉洁与透明、民主与参与等公共价值,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回应型政府和企业型政府成了必然的路径选择,这亦是实现善治的必然逻辑。     

中国传统治理的制度结构

在制度结构上,西方治理以善治为导向,其要素包括参与性、共识取向、责任性、透明性、回应性、有效性和效率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以及遵循法治;中国治理以善政为导向,其要素包括人事关系的模糊治理、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和意识形态的教化治理。中西方治理语境的长期交融和制度结构的变迁互动,对于中国治理走向善治而言,比治理概念和制度的简单移植更为重要。     

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从现代民主理论的视野来看 ,民主意味着代表性 (Representative)、责任性 (Responsible)和回应性 (Re sponsive)。广东农村经过三年的村民自治实践 ,使民主选举从政治象征转变为自主参与 ,民主决策从少数人说了算转变为多元互动 ,民主管理从行政强制转变为协商合作 ,民主监督从纸上权力变成实际行动 ,引入了农村治理的新手段 ,创建了农村治理的新机制 ,进而使村民自治制度更加明显地具有了代表性、责任性和回应性 ,对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村治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网络参与下的政府行为选择

网络参与具有技术性与政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间接性与直接性、有序性与无序性等多向度、双重性的特点。这些特点的交织,决定了网络政治参与既可能有利于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又可能使政府行政陷入困境。因此,担当公共责任、增强回应能力、引导有序参与,是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论环境质量监管的制度因应——从“爆表”与“北京咳”谈起

"爆表"与"北京咳"作为2013年度的网络热词,隐喻了公众对当前环境质量监管现状的调侃与不满。据此有必要寻找环境质量监管回应现实问题的逻辑支点,并对环境质量监管的公共性和绩效性进行理论证成,进而构建规范政府监管权力、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的环境质量监管之制度体系。     

电子治理:信息社会城市善治的理想选择

本文在对电子治理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结合善治的基本要素,对电子治理对实现城市善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电子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治理的透明性、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治理机制,成为信息社会城市善治的理想选择。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正5月1日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文章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