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诉信访治理的演进与新时代现代化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以史为鉴,全面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涉诉信访治理的变革历程,科学合理划分发展阶段,并从中探究其特征与规律,对进一步推进涉诉信访治理及其法治化,明确涉诉信访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立足我国涉诉信访治理实践,考量“四个思维”和“五大因素”,可将涉诉信访治理的发展进程划分为涉诉信访制度创立、平反冤假错案、集中接访化解、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建设、信息化变革与转型等阶段。在总结各阶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特征基础上,归纳为“运动式”“规则式”“信息式”三种治理模式。涉诉信访治理现代化应以治理体系系统化、治理机制法治化、治理手段信息化、司法管理科学化、权益保障充分化为基本建构和核心内容,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信访法治化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信访制度是基于历史原因和现实需要而存在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信访和法治并不存在对立,信访制度受法律规范调整,同时,信访制度也推进了我国的法治化进程。相对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形势而言,信访法治化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主要论述了信访和民主、法治、司法的关系,以及对信访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行政信访法治化改革及其制度悖论

信访法治化改革一直被视为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行政信访、复议、行政诉讼等 各类救济机制之间协调配合的改革突破口。尤其是近年来，中央围绕信访法治化进程从程序建制、信 息化建设以及清单渠道分流等制度面向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然而，这些法治改革举措在自上而下 的政策传导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制度悖论。信访救济的法治化趋势不仅可能会给基层治理模式带来冲 击，更可能形成群众路线与法治主义之间的内嵌冲突，如何处理信访法治主义与群众路线之间的制度 张力，并无损信访制度对于政治合法性的续造功能，将是行政信访法治化改革的棘手议题。另外，从国 家救济体系的角度观察，相比于行政诉讼等传统司法救济模式，对于当事人的渠道选择倾向而言，行 政信访体现出明显的制度竞争优势，从而导致各类救济渠道之间的比例失调，信访法治化改革应当具 备一种国家治理体系构造的整体思维，行政信访的后续改革亟须各类司法救济渠道自身制度能力的 提升配合。     

治理视野下的信访制度

中国的信访制度运行50年,在21世纪进入了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从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分析可见,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更加符合治理的逻辑而不是法治的逻辑。在治理的视野之下,按照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的目标,改革信访制度的现实路径应着眼于改善信访的社会环境、合理定位信访功能、坚持法治原则、注重信访治理过程及信访治理的社会效应、探索多样化处理问题的方式。     

从信访的三次高峰看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安排。自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次信访高峰,虽然时代不同,主要原因也有变化,但却反映出其中的共同之处和内在关联,那就是现代政治如何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信访高峰凸显了中国法治建设隐含的关键性矛盾:基本权利的实现与实现权利的制度空间狭小、当家作主的权利追求与保护权利的技术贫弱之间的紧张;产权与权利关系模糊又相互拖累之间的紧张;功能不畅与权利救济阻滞的紧张等。由此可见,信访法治化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关涉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深层次问题与整体结构。从思路上看,改革应着眼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     

信访法治化进路研究——以信访的司法分流为视角

我国信访制度的设计旨在倾听公众呼声、纠偏制度执行,然而,实践中民众偏好信访以及"信访不信法"心理的普遍存在,由此折射出信访体制与法治的紧张关系。推动信访法治化进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现行信访体系政治参与、利益疏通的功能,加强信访制度化建设和执行效力;另一方面要从司法分流的角度处理信访问题,坚持并遵循保障诉权、维护司法终局的法治原则,搭建信访与各类司法资源之间的桥梁,改革并创新信访受理、权利保障的司法机制,强化法院系统内部的信访处理功能,构建符合法治精神的信访终结机制。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法治化研究初步

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加快推进地方法治建设进程,提升地方治理水准,是完善国家治理结构、维护国家统一、安全和稳定,促进地方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着重研究了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内涵、意义、原则和研究方法,围绕地方立法、建设地方法治政府、地方公正司法、维权、维稳与法治社会建设等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化的研究思路和对策。笔者以为,通过探索建立和完善地方法治建设体系,实现地方治理的法治化,是实现国家良法善治的必由之路。     

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与路径探讨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而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的提升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树立领导干部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树立权利义务观念,坚持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和现代化。     

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立法体系建构

网络暴力问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大性、交叉性、领域性难题。当前我国治理网络暴力的相关法律规定内容分散且缺乏协调配合，在权责主体、制裁措施、救济方式等方面存在制度疏漏，无法有效回应对于网络暴力问题的治理需求。积极推进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立法体系建构，是纾解我国网络暴力治理困局之关键。推动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既要树立协同共治理念，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以及法律与技术的协同，也要确立系统性法治模式，充分发挥部门法的协同共治功能。在协同共治理念与系统性法治模式的指引下，应遵循领域性立法思维，制定反网络暴力法，搭建网络暴力治理的基本法律制度框架，完善网络暴力治理配套法律法规制度，构建起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的专门性立法体系，全面实现我国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现代化转型。     

司法现代化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司法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现代化＂作为＂法治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而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必须要以具有现代化特征、追求公平正义价值的司法现代化为前提。     

法理语境下的信访制度浅析

信访制度是我国一项源远流长的社会调控机制,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中,信访不仅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而且新时期的社会转型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利益纠纷,也要求我们时刻认真对待信访。本文在理顺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从现实和法理的角度分析信访制度的现状及所面临的困境,指出只有在法治建设的背景下,通过信访立法等制度保障才能使信访走出困境。同时信访制度的规范化,也必将促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信访的法治规训:基本内涵与路径选择

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机制,信访制度存在诸多局限和不足,但是,它在本质上与法治并不对立,反倒存在着法治化改造的可能。信访法治化,主要包括制度功能转换、机构设置合法化和程序正当化等方面。经由合理的设计和改造,信访制度可望与法治实现和解,并在中国法治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法治体系，依法保障民族团结稳定发展的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丰富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理论和实践，依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少数民族权益法治保障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力保障，是民族地区法治社会建设的行动指南，是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要以中共二十大精神为引领，依法促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促进各民族“三交”“三和”法治化、加强边疆治理法治化、实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促进民族立法体系化。     

申诉制度:反思与变革

我国法律规定的申诉制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需要,应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改造申诉制度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界定申诉制度的功能,使其向信访方向转变;科学区分申诉和申请再审,将诉讼法中的申诉制度置换为申请再审制度;完善申诉制度的基本结构,促进其内容更加合理和完备。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研究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千载难逢的经济社会发展机遇与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为这一鲜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实践依据.这套逻辑严密、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全面系统地诠释和回答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根本性质、治理格局、主体地位、动力保障、基本原则、管理体制、治理机制、网络社会治理法治等.其不仅具有实践性、时代性、科学性的特征,而且凸显了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勇于创新的改革思维、哲理厚重的辩证思维的理论品质.这一思想体系是“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管理与法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成果,是互联网时代人类治理文明的“中国智慧”结晶.她对于互联网背景下提高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对于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对于推动全球人类治理体系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长期的理论指导.     

网络平台治理立法的反思与完善

网络平台治理立法是确保平台扩张与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的前提。我国网络平台治理立法迄今经历萌芽、起步、发展和全面推进四个阶段，分别呈现内嵌模糊化、工具理性定位、责任中心主义、多目标协调的样态特征。考虑到平台的技术性、治理的复杂性以及立法的科学性，网络平台治理立法的完善须透过治理事务之表象，深入探究制度缺陷背后的立法新情景冲击和旧范式束缚之深层原因以及平台本体论的理论。应以法律归化理论为指导，既重视单向的以立法规制平台，又看到平台对立法的反作用，强调技术与法律的双向互动融合，在法治框架内展开模式优化和理念调适。在此基础上，基于法律体系主义，构设“安全有保障、发展能促进、管理更规范”的网络平台治理法律制度体系，以推动平台在法治轨道上既安全稳定又繁荣健康发展，不断提升我国网络平台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基层检察信访工作体系的完善

检察信访工作是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做好新时代检察信访工作，对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基层检察信访工作的现状是信访数量处于高位、工作程序趋于规范、矛盾化解更加多元，但同时也面临着信访接待效果差、办理效率低、矛盾息诉难、工作要求高等挑战。基层检察机关通过数字赋能、创新机制、亲民解访，构建法治化标准化的信访工作体系，既是推进信访矛盾源头化解的有力举措，也是检察机关加快推进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的有效路径。     

新时代农村政治生态治理与建设的法治维度

农村政治生态治理与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法治与政治生态治理和建设密切关联,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性,法治思维是推进农村政治生态治理与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探寻农村政治生态治理与建设的法治路径,应当注意从法治建设的不同层面形成合力。完善规范农村政治生活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农村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法治保障;狠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治理和优化农村政治生态的重中之重;深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改善农村政治生态的重要切入点;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弘扬法治精神,是治理和建设农村政治生态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抓手。只有以法治思维为考量,才能合理回应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诉求,为农村政治生态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数字法治观

以数字化认知、数字化思维、数字化技术全面推进和系统建构法治中国，已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需求和必然选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民族复兴全局，在百年变局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谋定数字中国战略，对世界数字革命下的法治中国、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建设作出具有关联性、系统性、集成性的整体谋划。习近平关于以法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推动政府治理法治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提升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在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实践场景中，原创性地构筑起具有世界意义和中国智慧的数字法治思想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数字法治观深刻回应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急迫需求，深刻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可感知正义的现实期待，深刻回应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价值选择和制度路径，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前瞻性和科学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