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的价值考量与实践基础

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形式,自其作为学术研究的专业术语开始,学者们从政府体制、决策机制、治理形式三方面构筑了协商民主的内涵框架。以协商民主为理论基础,重构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范式,有助于促进公民有序参与、防止社会矛盾激变、彰显治理合法性。当前,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壮大、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基层协商民主的创新形式为拓展协商民主在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实践领域奠定了基础。     

法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研究

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高发趋势,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发展及后果,都与法治的存在有一定程度的关联.然而,我国群体性事件存在法律治理上的困境.综观各国对群体性事件的法治模式,都紧紧围绕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两个方面.因此,在我国应以现代法治意识为指引,将群体性事件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强化和完善法律预防与解决机制,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法律治理策略思考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转型变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危害社会稳定的不和谐现象,且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仍然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目前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无不都是由于群众的切实利益受损,且诉求保障机制尚存诸多限制及其障碍,诉求表达遭遇漠视难以实现,则最终通过极端形式表现出来以期引起政府重视及其媒体关注。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目前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正视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及其原因,吸取国外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教训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争取将各类社会矛盾及时有效化解,以防事态扩大,最终避免酿成破坏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群体性突发事件特点、原因和对策情况分析

在社会和谐的大背景下,2009年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而存在。因此,如何防范群体事件的发生和科学地处置已发生的各类群体事件,成为考量各级党委政府、司法机关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     

应对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我国社会发展和稳定,本文以我国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为案例,着眼于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对群体性事件过程进行深刻反思.将政府社会管理和群体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找出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环境群体性事件司法治理的模式评判与法理创新

环境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引人关注的矛头浪尖及影响社会稳定的新因素,而环境群体性事件司法化解以不足1%的数据彰显司法模式的边缘化。环境群体性事件司法治理模式自草创至今大致可以概括为国家追诉模式、当事人诉讼模式与公益诉讼模式,其间典型司法案例流露出环境群体性事件司法实践的多方掣肘与能动性司法的主要走向。环境群体性事件司法治理的法哲学新阐释应定位于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之上,环境群体性事件司法治理价值谱系的创新包括民生生态的工具价值、环境正义的目的价值、整体效能的评价价值,环境群体性事件司法治理的制度创新包括亲环境的能动司法与行政治权的平衡、环境群体诉讼模式的修正、司法救助的生态延伸。     

群体性事件的阶段性特征与治理

现阶段我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并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这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如何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成为当前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本文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规律出发,根据其发生阶段的偶然性、自发性、多变性;发展阶段的演变性、公开性和多元性;结束阶段的复杂性、失范性和危害的严重性三个阶段的特点,来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策略,提出了群体性事件治理的4C模型,即公共参与、协调、沟通和承担责任。     

群体性事件心理学分析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日益复杂,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简要分析了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和李普特的公众舆论理论,从群体事件发生的心理机制和政治传播机制上分别给出作者的原因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善治构成要素为分析框架,建议行政机关以善治理念进行社会治理,以便依据疏导群体心理,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扩大,保证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     

群体性事件中的聚众犯罪防控对策研究

社会深刻转型,各种矛盾叠加共振,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价值观追求型和社会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极易引发聚众犯罪。究其原因,主要是深层次矛盾愈发尖锐、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失灵、政府公信力下降等社会因素与各种不良社会心态为主的个人因素的相互作用。在群体性事件视野下防控聚众犯罪,其根本方向是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其着眼点是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冲突程度,其关键点是建立规则和程序,开启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进程,规范公权力的行使。     

利益表达视角下对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方面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利益对立的阶层,社会控制、管理机制运转不灵都必然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频度和强度。因此,群体性事件频发是社会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综合反映,是各个群体利益冲突的现实体现,是集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等综合影响的结果。本文首先就群体性事件进行界定分析了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及其类型,然后对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进行阐述,分析了其功能与作用,最后在群体性事件的现状与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构建的有关建议。     

论工资集体协商法律制度

我国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经历了由政府统一规定到企业单方面规定到工资集体协商三个阶段,从2000年11月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开始,工资集体协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职工的工资由劳动关系的双方来共同来确定,这种方式对职工权益的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从现阶段来看,在大多数企业中,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仍然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起到其应有的作用。金融危机期间各企业降薪、欠薪甚至逃薪的问题不断发生,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数量激增,引起了政府和企业对此问题的重视。因此,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法律制度,对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浅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以创新社会管理为视角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蕴含着无限的生机与潜力。然而,社会变动也随之带来了贫富差距增大、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多种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成为了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诱因。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社会管理的不足。因此,积极创新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对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意义重大。本文即对此进行一定的梳理和探索。     

绿色发展理念下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增多,环境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自身的特点:多发性、区域性、可预测性。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表现为降低政府公信力、增加治理成本、影响社会稳定。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机制的不足、公众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缺乏是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可以通过健全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完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机制、疏通公众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来建立与完善预防机制,从而从根源减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考

目前,群体性事件在我国正处于上升阶段,在其背后有着复杂的诱发因素与内在原因。内在的促发因素主要表现为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制度原因。在成熟法治国家,群体性事件都是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虽然我国的宪法、刑法、行政法规、规则与诉讼法关于群体性事件也有所规定,但是相关的内容设计还不够科学、全面、并不能满足对群体性事件予以有效规则的需要。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有关部门在群体性事件面前消极被动的局面,必须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针对群体性事件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群体性事件中的对话研究

在目前利益多元、矛盾激烈、诉求途径有限的情况下,在矛盾双方或多方之间展开对话是寻求根本解决群体性事件办法的必经之路。而对话的本质是沟通、协商和理解。展开对话就是给予双方沟通的渠道,通过协商达到最小损害的结果。对话以合法、诚实、互信、守信为原则,以理性、合法、不超越底线为条件。不同的事件需要不同的对话主体,不同的对话主体会产生不同的对话效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对话具有多种功能和类型,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巧妙地运用对话,以实现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效果。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浅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各类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攀升,已逐渐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突出问题。本文试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以新的理念和视角对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发生机制及应对之策做出分析,探讨通过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来实现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可能路径。     

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云南孟连"7·19"事件的成因与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由此产生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并且规模和表现形式不断升级,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如何化解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社会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笔者以云南孟连"7.19"群体性事件为切入点,从法治角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对策,以期对群体性事件的化解有些裨益。     

群体性事件有效化解的法治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矛盾凸现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不少,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令人注目的社会现象。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凸显出现行群体性事件化解机制存在的诸多不足:事件屡屡升级源起于于官民双方的沟通不畅,民众表达自由又受制于相关制度环境进而酿成违法暴力事件,纠纷处理制度羸弱更导致民众利益救济落空。从公法学视野来审视,可以考虑进一步消除《集会游行示威法》在权利表达方面规定的障碍,扩展协商制度的适用范围以畅通利益表达机制;确立多元纠纷有效解决方式,切实保障民众合法利益;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建立名副其实的法治政府,从而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公安边防部队处置群体性械斗事件的组织指挥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群体性械斗事件频发,不仅会直接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损失,而且还会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危害极大。因此,本文认为应尽快建立健全预防和调控群体性械斗事件的运行机制,探索正确处理准确群体性械斗事件的方法,对于构建和谐平安的边防辖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环境安全感、 政府信任与风险治理———从 “邻避效应” 的角度分析简

邻避效应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之一,此类群体性事件多具有组织化和明确的利益指向特征.通过考察环境安全感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环境安全感越高,支持涉及自身利益的上访、示威等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应对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风险,应当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民众自身的环境安全感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