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与世界意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治”与“乱”的对比突出了“西方之乱”的制度根源与“中国之治”的价值意蕴。“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源自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实现了治理效能,以全新的政治理念、发展道路、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彰显了世界意义。“中国之治”展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崭新图景,超越了西方主流的政治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样态。     

品味圣人之治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是《老子》中所强调的“圣人之治”。我辈虽非圣人，但并不影响品味“圣人之治”的内涵，汲取一点营养和精髓。     

古代中国的“风俗之治”及其现代启示——兼论社会道德建设的范式转换

风俗是儒家政治和道德学说的重要概念,以教化为根本手段的风俗之治是古代中国政治治理实践的重要传统。风俗之治是德治主义政治逻辑下必然的问题导向、目标诱惑和路径锁定。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区别于古代风俗之治的关键,在于实现从道德本位的儒家政治哲学范式向权利本位的现代政治哲学范式的转换,政府作为法治公正的提供者而不是社会道德风俗的直接塑造者,克制正俗的权力冲动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社会道德建设。     

“官本位”现象透视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官位,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而“官本位”则是把权力强调为最根本的,它是一种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了很大的负效应。“官本位”是封建思想文化的千年沉痼。自有“百官以治”的历史以来,从“劳心者治人”的圣人之训,     

习近平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从中国之“治”到“中国之治”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之"治"举世瞩目。事实上,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保障。习近平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既揭示了中国之"治"的重要经验,也昭示了"中国之治"的成功之道。具体而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善"治"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国疫情防控的根本价值取向,鲜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是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的根本力量,也是"中国之治"的力量源泉。作为战胜疫情的两大利器,科技创新之"智"与文化引领之"力"是成就"中国之治"的重要基础。     

“四风”的文化孽源及其救赎路径

人类学家鲍亚士认为：“决定人类行为习惯的不是遗传因素,而是文化因素。人类行为和信仰所反映的不是他与生俱来的智慧,而是他所生活的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已渗透到一些党员干部思想观念、日常行为和生活习惯中的风气化了的官本位文化、特权文化、享乐文化和奢靡文化的典型反映,是一种对公权力滥用的表现形态和权力失控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对执政资源的恣意挥霍浪费。“四风”问题源远流长,屡治屡犯,此消彼长,是一种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的“作风顽症”,破解这道难题,需要我们多措并举,不遗余力,持之以恒,标本兼治。     

全过程人民民主: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是基于中国场景的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在民主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一种系统性整体性民主,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理论优势、实践优势和话语优势。当前要全方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中国之治的巨大优势,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

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了东、西突厥和吐谷浑等，使盛唐拥有了极为辽阔的版图。历经唐太宗“贞观之冶”、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后，国势大增，     

“中国之治”概念考

"中国之治"是十九大以来理论回应中国治理实践的最新成果,具有特定的语境与含义。但仅从"中国之治"这个四字词语的提出来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在可考证的资料中,苏轼最早提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从而将"中国之治"与华夷论相连。此后,严复、康有为、鲁迅等人分别从不同立场使用了"中国之治"这个概念。根据"中国之治"的词源学意义与十九大以后"中国之治"在学术界"复兴"的具体历史背景,现实语境的"中国之治"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是中国之智,即中国式治理理念;二是中国之制,即中国式治理方略;三是中国之志,即中国式治理愿景。当然,对"中国之治"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界定。结合"中国之治"的理论渊源与现实语境,在使用与传播这一概念时需要把握好三对关系:分清"中国之治"的应然形态与实然形态,处理好作为工具的"中国之治"与作为目的的"中国之治"的关系,注意将"中国之治"的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相结合。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天人合一”的意蕴及指向

“天人合一”之“天”有主宰、道德、规律、自然四种涵义，与之相对应的“人”则有天子、圣人、人道、人为四种意义。“何以”即统一，“合”是事物产生的前提，是事物生存与发展的最佳条件，也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准则。“一”是天与人对立双方统一的状态，这个状态是一个整体，其表现在源头上、过程上和目的上，他们分别体现了人生价值的源头、应有的努力和追求的方向。“天人合一”有四种基本思想指向——天人合神、天人合德、天人合用和天人合天。     

富人治村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新现象,并具有普遍发展之势,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形塑的结果。富人治村实现了经济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转变及其权威的合法性建构。在此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出现了村民入党动机不纯、党员群体向富人化转变、党员意识的普遍弱化和民主集中制形式化等问题。因此,客观看待富人治村给农村党建产生的不良后果,反思当前的“双强”“双带”话语,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党组织的功能进行恰切的定位。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中国之治”制度密码的三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作为"中国之治"的制度体系,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制度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就,蕴含着"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从"古代中国之治""近代中国之变"到"现代中国之治"历史演进的制度革命,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把握这三重逻辑,是揭示"中国之治"制度密码、增强制度自信的应有之义。     

完善机制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河北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定不移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着力打造拱卫首都安全的钢铁长城。河北地处京畿要地,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是政治之责、为政之要。我们要按照会议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对党绝对忠诚、对人民高度负责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自觉肩负起河北特殊的政治责任,以河北之稳拱卫首都安全,以河北之进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     

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百年探索:演进、经验与世界意义

基于历史科学的诠释思路,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百年探索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与“四维透视”,即对其“历史—空间”“革命—建设”“动员—制度”以及“社会经济事实—共同体形态”的辩证透视。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时代使命,深入剖析农村经济事实的基本面貌与变革趋向,科学谋划农村治贫的政策策略,并不失时机地推动农村治贫政策的战略迁移。中国共产党探索出贯穿生产方式全过程的治贫格局,构建了全方位的治贫协同机制,形成了“党建+”的立体化农村治贫生态。我国的农村治贫道路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矫正资本逻辑下的农村贫困循环,超越了资本主义贫困治理的制度瓶颈;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治贫贡献中国智慧,推进了全球减贫进程;铺就消除“三大差别”的现实道路,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从人治到法治：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一个国家政治模式的优劣决定着本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且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的抉择。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模式总体上来说是一种“人治”的社会，而现代中国则更注重“法”的规范和强制作用，力图建立一个“法治”国家。     

“三治结合”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

在政策生成及演进过程中,政策创新扩散的持续性是关键问题,考察其引致机制、创新动力、扩散过程等议题,对理解中国政策过程有着重要作用。以浙江桐乡“三治结合”基层治理模式为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主体、客体与扩散路径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剖析“三治结合”创新与扩散的机制,研究发现:“三治结合”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与扩散,得益于政治上“合法性”,即“三治”自身具有政治渊源、法律依据、现实基础等符合中国情景的属性;除此之外,也离不开政策企业家、政策属性、府际关系等“技术性”变量。基于此,着重关注“三治结合”创新扩散的技术路线,认为政策企业家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为其提供重要动力与保障;政策属性高兼容性、低成本性,影响政策扩散的规模与范围;中央政府纵向政策吸纳与同级政府横向考察学习对其全国性推广起着关键性作用。     

从严治党“新常态”

从严治党治吏“新常态” ——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不是一阵风，中央已用机制和制度将其固化，“公务员不好做”“官不好当”将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     

法治与人治的功能特性差异

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矛盾和挑战,传统的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治理结构很难适应和应对这些新生的矛盾,以法治为中心的“规则之治”对于社会的治理和发展便至关重要. 人治主要是指以统治者的主观意愿来管理社会事务的治理模式.人治本身是一种管理模式,实际上是指“一人之治”,个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我国有几千年的人治历史,其中存在过许多盛世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并创造过灿烂的文化,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历史发展的惯性规律上来讲,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有不少可援用的经验.